张浚西线苦战与宋廷江南扎根：绍兴初年章谊谏言的正与误

南宋绍兴之初，天下分裂，国步维艰。西线，张浚正以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陕西战线，那里是抵御金军南下的屏藩；江南，宋高宗的朝廷刚刚在临安落脚，根基未稳，正试图在废墟之上重建秩序。值此危局，老臣章谊以其深邃的洞察和经世的热情，向朝廷呈上了一篇篇匡时之策。循着绍兴元年至三年的时光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谏官建言的“正”与“误”，而这一切，都深刻地烙印在那个时代东西两线截然不同的命运之上。

         一、章谊谏言之“正”：为江南扎根擘画蓝图

章谊的谏言，首先展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在制度构建与危机应对上的远见卓识，这构成了他建言中“正”的主旋律，为朝廷在江南的扎根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绍兴元年正月，面对朝廷将万余范汝为降众交予仅三千兵马的辛企宗处置的潜在风险，章谊上奏的核心是“以旧制新，以情驭众”。他敏锐地洞察到人心向背的关键，建议任命原招降者谢向为副，其核心策略，正如他在奏疏中所言：“汝为之兵恃谢向而不疑，谢向之众畏企宗而为用”，利用降军对谢向的旧有信任，来化解其对新主将的疑虑，从而实现“以寡制众”的稳定局面。

随后，在应对马进叛乱时，他更是献上了一篇堪称教科书级的综合战略规划。其核心是“分守合击，系统御敌”。他首先痛陈宋军的积弊：“朝廷兵将方之敌人则不众多，军政方之敌人则不专一，加之计谋不精心力不齐”，并给出了环环相扣的解决方案。他建议朝廷：“诚使两人（吕颐浩、朱胜非）共护诸将，兼江南荆湖四路之地，而张俊精兵为之副，凡此四路兵将财用官吏赏罚不从中御听其措置”，通过授权与集权，将一盘散沙的防务整合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随后的五月，他又就张用赴任一事，展现了“务实变通，平稳过渡”的政治智慧，直接奏请：“欲望睿慈详酌明，降指挥张用镇抚舒蕲权兼鄂岳二州，旧治庶使两路之人并受惠泽，早得宁帖”，以确保政策平稳落地。

当军事压力稍缓，章谊的思考便深入到国家根基的重塑。七月，针对邵青水寇的威胁，他首先提出建立专业水军，继而献上“战守四策”。这四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防体系，他精辟地概括道：“有江海，必资舟楫战守之具；有险阻，必资郡县防守之力；有兵将，必驾驭抚循，不可为将帅自卫之资；有粮赋，必漕运转输，不可为盗贼侵据之用。”当被问及“保民、弭盗、遏寇、生财”四策时，他更是以“任人不任法，则政治可得而治矣”作答，并具体阐释：“去奸贪残虐之吏，则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则盗可弭；敌寇未遏，以未得折冲御侮之臣；财赋未裕，以未得掌财心计之臣。”将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后，他在大理卿、吏部侍郎、刑部侍郎任上，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面对法纪混乱、吏治腐败的现状，他主张“整饬法度，以成定制”。他指出现行法规的弊病：“州县推行，渐见牴牾。欲承疑遵用，则众听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则法屡变而难守。”因此，他系统性地编纂和厘清法律与行政规章，使“铨曹有可守之法，奸吏无舞文之弊”。在枢密都承旨任上，他又提出“重塑禁卫，固本安内”，建议：“选五军及诸州各为一卫，合取万人，分为两卫，则禁卫增严，王室大竞矣”，以重建一支直接效忠于皇帝的强大卫队。甚至在礼制层面，他也主张“稽古正名，礼以安邦”，反对不合礼制的“变礼”，其核心论点是：“今国家既以太祖配天于郊，比周之后稷，则太宗宜配帝于明堂，以比周之文王。”这些，都彰显了章谊作为谏官，其洞察之深刻、谋虑之周详的“正”。

         二、章谊谏言之“误”：对西线苦战的隔膜误判

然而，就在同一年三月，当他的目光投向关系国家安危的陕西战场时，其建言却暴露出了与战时现实的复杂张力。此时，距富平之战惨败、赵哲因之被杀已有五月，西北战局并未好转，张浚正殚精竭虑地收拾残局，稳定摇摇欲坠的战线。正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刻，章谊的奏疏抵达了朝廷。

他肯定了张浚的战略地位，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事任已重，处断太专”的致命隐患，并提出了“设副贰以广视听，集众智以防壅塞”的制衡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夫事任重则人情壅塞而不接，处断专则谋虑踈阔而不周”，并以汉高祖为韩信配张耳为例，论证道：“以韩信之才犹资副助，则将将之语，岂虚言哉”。

从制度设计的长远角度看，章谊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特定的战略背景下，其“误”却显得愈发突出：

1.军事上的不明智：章谊“处断太专”的批评，直接指向了一位刚刚为国家整体战略做出巨大贡献、且仍在苦苦支撑危局的前线统帅的权威。在战事未平、军心未稳之际，来自朝廷的这种批评信号，极易被西北诸将解读为对张浚的不信任，这可能会助长部分将领的侥幸心理或抵触情绪，削弱张浚的指挥效能。

2.时机上的严重滞后与短视：章谊的奏疏完全忽视了富平之战的战略价值。他只看到了一场战役的失败和一次处决的专断，却没有看到这背后牵制金军主力、保全江南朝廷全局的巨大功绩。在张浚最需要朝廷信任和支持以巩固战略成果时，章谊的批评无异于釜底抽薪。

3.对“便宜行事”权的根本性挑战：章谊建议“当除副贰”，本质上是要求给张浚的权力套上缰绳。这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无比正确，但在当时却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不信任刚刚取得战略成功的前线统帅的临机专断。这使得“便宜行事”的授权变得名不副实。

这一事件，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章谊作为制度设计者的冷静理性，与作为战时谋略家对前线复杂情势体察不足之间的张力。他的“误”，并非出于私心，而是一位身在江南、深谙和平时期治国之道的臣子，对西线残酷战争现实的隔膜与误判。

        结语：正误交织的时代回响

章谊谏言的“正与误”，正是绍兴初年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一边是西线将士浴血奋战，需要的是绝对的信任与专断；另一边是江南朝廷努力扎根，渴求的是完善的制度与秩序。他的“正”，为这个新生政权的“扎根”提供了从军事、政治到法制、礼制的系统性蓝图；而他关于张浚的“误”，则永远地提醒着后人，在国家的危难时刻，如何平衡制度的“正”与战时的“权”，是何等艰难而又至关重要的一课。

绍兴三年，当章谊出使金国，面对粘罕、兀室而“不少屈”，并坚定声明“万里衔命，兼迎两宫，必俟得请”时，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他的故事，是一位真正经世致用之臣留给后世的永恒启示——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智者，也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其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与那些超越时代的制度构想，终将熠熠生辉，照亮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