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利剑与制度藩篱：论章谊弹劾张浚的时机与局限

摘要：南宋初年，面对金军压境，朝廷赋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便宜黜陟”的重权。建炎四年（1130年），张浚为整肃富平之战败后的军纪，果断斩杀临阵脱逃的主将赵哲。半年后，殿中侍御史章谊上奏，批评张浚“处断太专”，并建议增设副贰以分其权。本文认为，章谊对权力制衡的谏言，在非常时期显得不合时宜，在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的上奏，不仅忽视了张浚在川陕苦心经营的巨大战略成功，更在军事上时机严重不当，近乎于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削弱主将权威，暴露了言官制度在应对极端军事危机时的局限性。

一、私谊的棱镜：文官视角下的程序正义

章谊对张浚的批评，其逻辑起点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个人与制度背景。建炎二年（1128年），章谊任杭州通判，而赵哲恰为两浙提点刑狱公事。通判有监察之责，提刑掌一路司法，两人在杭州的共事，使章谊眼中的赵哲，首先是一位在文官司法体系内运作的同僚，而非单纯的武夫。

这段经历塑造了章谊独特的视角。当他听闻张浚斩杀赵哲时，他的第一反应超越了军事胜负的层面，而更多地关注程序正义。在他看来，赵哲虽犯死罪，但作为一路经略使、朝廷命官，其生杀予夺之大权，是否应由主帅一人独断？这种对文官体系尊严和程序合规性的本能维护，是他上奏的根本动因。他担忧的，是战时特权对文官政治根基的侵蚀。

         二、战时的利剑：张浚斩赵哲的军事与战略必然性

要理解章谏议的“不当”，必先理解张浚行动的“必然”。建炎四年九月的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大兵团决战。表面上看，宋军惨败，但从战略全局审视，张浚的川陕经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首先，富平之战极大地缓解了南宋核心区域的生存压力。此战将金军主力完颜宗弼（兀术）部牢牢牵制在西北战场近四年之久，使其无法全力南下，极大地削弱了金兵对江淮战场的压力，有效地保障了宋高宗新朝廷在东南半壁江山的立足与稳固。

其次，张浚以雷霆手段实现了陕西边防的整合。在他接手川陕之前，陕西是散乱武装林立、不听朝廷节制的混乱局面。张浚在“三年无粮草、无军马、无治理、无完整城池可守”的关中焦土上苦心经营，富平之战正是他整合力量、主动出击的顶点。即便战败，他也成功地将各路武装纳入了统一的指挥体系。

在此背景下，张浚斩杀赵哲，不仅是整肃军纪的需要，更是维护其来之不易的战略权威的必然之举。主将赵哲临阵先遁，是导致全线溃败的直接原因。若不予以最严厉的惩罚，则“兵将骄悍，不可复用”，宋军将彻底丧失战斗力，整个川陕战略将毁于一旦。因此，张浚的决断，是在军事逻辑和战略大局下的必然选择。

         三、不合时宜的谏言：绍兴元年上奏的时机与风险

章谊的上奏发生在绍兴元年三月。此时，距赵哲被杀已有五月，但西北战局并未好转，张浚正殚精竭虑地收拾残局，稳定摇摇欲坠的战线。正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刻，章谊的奏疏抵达了朝廷。

其“不当性”在新的战略背景下显得愈发突出：

1.军事上的不明智：章谊“处断太专”的批评，直接指向了一位刚刚为国家整体战略做出巨大贡献、且仍在苦苦支撑危局的前线统帅的权威。在战事未平、军心未稳之际，来自朝廷的这种批评信号，极易被西北诸将解读为对张浚的不信任，这可能会助长部分将领的侥幸心理或抵触情绪，削弱张浚的指挥效能。

2.时机上的严重滞后与短视：章谊的奏疏完全忽视了富平之战的战略价值。他只看到了一场战役的失败和一次处决的专断，却没有看到这背后牵制金军主力、保全朝廷全局的巨大功绩。在张浚最需要朝廷信任和支持以巩固战略成果时，章谊的批评无异于釜底抽薪。

3.对“便宜行事”权的根本性挑战：章谊建议“当除副贰”，本质上是要求给张浚的权力套上缰绳。这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无比正确，但在当时却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不信任刚刚取得战略成功的前线统帅的临机专断。这使得“便宜行事”的授权变得名不副实。

         四、短视的代价：长期正确与短期风险的博弈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章谊的谏言权利。绍兴二年、三年，朝廷相继罢免张浚的宣抚处置使之职、废除宣抚司的“便宜黜陟”之权，是章谊首先开启并强化了宋高宗对制度风险的担忧。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确的长期目标，如果以错误的短期方式推进，其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章谊的短视在于，他是一位优秀的谏官，却是一位拙劣的战时评估师。他将抽象的制度原则置于迫在眉睫的军事生存需求和已经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之上，其“短视”几乎要以牺牲西北战场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为代价。

    结论

章谊弹劾张浚一事，是南宋初年文官政治与军事现实激烈碰撞的典型案例。章谊出于对文官程序和制度制衡的坚守，对张浚的专断作风提出了批评。然而，他选择在战事最胶着、前线最需要权威巩固的时刻发声，且完全无视张浚在川陕战场的巨大战略成功，使其合理的制度关怀，在军事上显得极不明智，在时机上极不恰当。

这并非要否定言官制度的价值，而是揭示了其在极端环境下的局限性。章谊的奏疏如同一道坚固的制度藩篱，它提醒宋高宗对权力的危险；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更需要一柄可以斩断荆棘、甚至能以局部失败换取全局胜利的利剑。当利剑的挥舞不可避免地越过了藩篱时，是优先修补藩篱，还是优先确保利剑能继续克敌制胜？章谊给出了他的答案，而历史，则以一种曲折而沉重的方式，对这份‘不合时宜’的私见做出了裁决。他的谏言，无疑成为宋高宗日后对张浚态度转向的诸多因素之一，影响了罢免张浚的决策。

附件：章谊与张浚、赵哲相关史事系年考（增补版）

章谊（1078-1138），字宜叟，建州浦城人。崇宁四年（1105年）进士。

建炎元年（1127年）

章谊：任杭州通判。八月，奉命聚集杭州七县弓兵，以应对陈通叛乱。十二月，会王渊讨贼，章谊随王渊得入城，贼平（王渊入杭州，执陈通等诛之），旋加抚定，人皆德之。

赵哲：任知秀州兼权浙西提点刑狱。十月，入杭州招抚陈通。

建炎二年（1128年）

【关键交集】：章谊在杭州通判任上，赵哲升任两浙提点刑狱公事。两人在两浙路的地方行政与司法体系内形成深度共事关系，这是章谊对赵哲形成立体认知的基础。

赵哲：七月，与张俊一同率兵讨伐建州叶浓。十一月，叶浓于建州城下大败之。

建炎三年（1129年）

章谊：二月，宋高宗幸临安。三月，苗、刘为变，宋高宗御楼，宰臣百执事咸在，人心汹汹。宋高宗问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辄曰：“乞问三军。”章谊越班斥之曰：“问三军何义，若将鼓乱邪。”时希孟却立屏息，宋高宗嘉之。事定，窜时希孟吉阳军，章谊迁二秩，擢仓部员外郎。奉使二浙，贸易祠牒，以济军用，以稽迟罢。未几，章谊召为驾部员外郎，迁殿中侍御史。

建炎四年（1130年）

九月：张浚以川陕宣抚处置使之职，发动“富平会战”。

十月：张浚因富平之战中环庆经略使赵哲临阵脱逃，导致全线溃败，为严明军纪，在邠州将其斩杀。此为章谊上奏的直接导火索。

绍兴元年（1131年）

三月：

张浚因富平之败上疏待罪。宋高宗明确表示支持张浚，认为其“未有失，安可罢也”。张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宋高宗谓辅臣曰：“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须得胜浚者乃可易。”宋高宗曰：“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亦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而章谊奏：“自赵哲退败，事任已重，处断太专，当除副贰，使之自助。”何栗赠官，章谊论其“折冲无谋，守御无策，乃中国招祸之首。”章谊乞寝免。

【核心事件】章谊上奏：在朝廷表态支持张浚的背景下，章谊以殿中侍御史身份上奏。为更直观地理解其论点，兹将其涉及张浚的上奏原文核心论点：“自赵哲退败，事任已重，处断太专，当除副贰，使之自助。”上奏全文（节选）：

“臣闻陕西宣抚处置使张浚自去年八月奏报文字至朝廷之后，绝不闻问。近来颇传五路兵马亦渐收集，军声复振，甚慰群情。窃惟张浚之在陕右，实东南之扞蔽西川之喉衿，虽未能攘除敌类，尽收关中之土疆，而可以控扼河山，牵制南侵之强敌，其为朝廷屏翰，盖亦匪轻矣。然闻自赵哲退散，曲端逗留，二将或诛或贬以来，事任已重，处断太专。夫事任重则人情壅塞而不接，处断专则谋虑踈阔而不周，凡在军中者非其幕属，则皆封部之将帅也，即有利害当共商，而将吏畏威不复尽言，此最军旅之大患，而成败安危之几也。朝廷如欲久其事权，必收成功，则当除副贰，使之自助。今能臣之在川陕而可与共事者不无其人，伏望睿慈早赐措置。夫以陕西天下劲兵之郊，有一二大臣共筹军旅之事，则外之敌、国内之盗贼闻风知惧，真御侮敌忾之任也，其可缓乎！昔汉高祖与项籍相持巩洛之间，命韩信平齐下燕而必以张耳！辅行当是之时，项氏奔走自救，不得专意攻汉者两人之力也，以韩信之才犹资副助，则将将之语，岂虚言哉。惟圣主留神幸甚。”

原文解读：

1.肯定功绩，直指核心：章谊首先肯定了张浚在川陕的战略价值（“东南之扞蔽”、“牵制南侵之强敌”），表明其批评并非全盘否定。

2. 精准定性，阐述危害：他用“事任已重，处断太专”八个字，精准概括了问题的核心——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决策风险。他进一步解释“专”的危害在于“人情壅塞”、“谋虑踈阔”，即下级不敢直言，导致主帅决策闭塞，这是“军旅之大患”。

3.引经据典、提出方案：他以汉高祖用张耳辅佐韩信的典故，论证“副贰”制度对于顶级将帅的必要性，解决方案是制度性的“当除副贰，使之自助”，即设立副帅以形成内部制衡和商议机制。

同月，章谊另有奏疏，分析马进、李成等流寇的军事形势，提出分兵把守、任用统帅的系统性防御策略，并强调“丰财”的重要性。

五月：张浚指挥吴玠在和尚原等地大败金军，川陕战局稍稳。

绍兴二年（1132年）

章谊：升任大理卿，后改权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继续在朝中担任要职，表明其弹劾张浚的行为并未影响其仕途，朝廷对其能力仍予肯定。

绍兴三年（1133年）

五月：朝廷下诏“罢川陕宣抚处置使司便宜黜陟”。

十一月：章谊被委以重任，充任军前奉表通问使，出使金国，在与金人谈判中“不少屈”，展现了其外交气节。

绍兴四年（1134年）

三月：宋高宗忧心张浚不忠以及议和需要，罢张浚，贬福州。

七月：朝廷为赵哲恢复官职，间接反映了宋高宗为与金和议而重新评估。

九月，金军南侵。

十一月：张浚复起任知枢密院事。

十二月：张浚统帅战败金军。章谊扈从宋高宗亲征，迁户部尚书。

绍兴五年（1135年）

正月，章谊使金

二月：张浚升任右相，达到权力顶峰。

章谊：以疾请郡，出知温州。任上应对旱灾粮价问题，展现了地方治理能力。

绍兴六年（1136年）至 绍兴八年（1138年）

章谊：复任户部尚书、知建康府、行宫留守等中枢与地方要职，继续在财政、国防等领域提出重要建议（如恢复发运司、推行营田等）。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用秦桧议和。章谊卒，年六十一，谥忠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