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与贤臣：从《圣主得贤臣颂》看孝宗朝对张浚、虞允文的倚重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其即位之初，锐意恢复，力图改变高宗朝以来苟安东南的局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张浚、虞允文为代表的川籍（或与川陕战区渊源深厚）主战派大臣，构成了孝宗推行其政治军事蓝图的核心支柱。通过分析隆兴元年（1163）至乾道三年（1167）间的相关史料，特别是以太上皇赵构和宋孝宗对二人的殊礼与授权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到，孝宗君臣对张、虞二人的倚重，不仅源于其政治立场与个人才干，更是在符离兵败的逆境中，对川陕战略价值的深刻坚守与对恢复大业的执着追求。

         一、逆势提拔：符离之败后的政治抉择与深层信任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五月，宋孝宗寄予厚望的北伐以符离之败发生曲折，朝野震动，主和派甚嚣尘上。传统观点常将此败归咎于张浚的指挥失当，然细究史料，其背后深层原因在于太上皇赵构的处处掣肘。赵构虽已退位，仍对军国大事保有巨大影响力，他“忧心张浚不忠和北伐太锐”，对其深怀戒备，因此仅授其都督虚名，却未给予相应的人事任免权。正如史料所载，张浚“主帅失于绥御，众散而归”，这恰恰反映了其权威受限，无法有效节制诸路兵马的窘境。陆游“张公遂如此”的千古一叹，道出的正是对这位元老重臣在内外交困中壮志难酬的无限惋惜。

面对如此波折，宋孝宗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没有顺应朝议清算张浚，反而在同年十二月，力排众议，升任张浚为右仆射，使其位极人臣。这一举动深刻揭示了孝宗的政治远见与担当。他清醒地认识到，兵败之根在于赵构的猜忌与权力的掣肘，而非张浚的忠诚与能力。在孝宗看来，支持张浚，就是支持自己“乾刚独断，奋然图任”的恢复国策。因此，这次逆势提拔，不仅是对张浚个人的信任，更是孝宗向全朝宣告其决不因一时挫折而动摇北伐决心的政治宣言。

          二、以战止战：军事失利背后的战略主动

符离之败虽是军事上的挫折，但在战略层面，张浚的军事行动却为南宋在和谈中争取了宝贵的主动权。隆兴元年三月与八月，金人两次提出苛刻要求，扬言南下，其气焰之嚣张，源于对南宋内部矛盾的洞悉。然而，张浚都督的北伐，虽然失利，却也让金人付出了“虏人死亡者过半”的惨重代价。监察御史阎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知吾吴、岳、张、韩之军士气少舒，兵威稍振”，又因符离之战而“知其无能为矣”，这才转而以和议作为“虚声恐喝”的工具。

张浚的“以战止战”，其精髓正在于此。它并非追求一战定乾坤，而是通过积极的军事姿态，打破金人“以和而陷我于机阱”的惯用伎俩，迫使对方回到相对平等的谈判桌前。正是有了符离之战所展示的抵抗意志与潜力，孝宗君臣才能在后续的谈判中，坚守“四州之地决不可弃”的底线。可以说，没有张浚在军事上的强硬，孝宗即便有“彼能以太上为兄，朕所喜者”的妥协意愿，也将在金人的压力面前毫无筹码。因此，张浚的军事努力，为孝宗顺利接班后稳固政权、从容应对金国索地，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

          三、精神传承：从张浚到虞允文的川陕战略

孝宗对张浚的倚重，根植于对川陕战略地位的深刻认知。张浚曾长期经营川陕，而虞允文作为川人，同样力主“和尚原商于一带之险不可以轻弃”。他们二人是维系南宋西线防务、图谋中原的最佳人选。

        乾道三年（1167），随着张浚、吴璘等元老相继凋零，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将西线重任全权托付。此次任命的象征意义远超以往。太上皇赵构一反其主和常态，赐御书《圣主得贤臣颂》，这既是对虞允文镇守四川、稳定国本的认可，也是对孝宗人事安排的最终背书，消除了潜在的宫廷阻力。而孝宗本人，则在赐书的基础上“为之制跋”，更赐予“所御双履及甲胄”，将期望与激励推向顶峰。

从张浚到虞允文，从孝宗亲书《圣主得贤臣颂》到高、孝二帝同赐此颂，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战略传承线。这不仅是权力与责任的交接，更是南宋“恢复”大业精神的延续。孝宗通过对这两位与川陕渊源深厚的川人（或川陕统帅）的极致倚重，牢牢抓住了南宋对金博弈的战略主动权，将川陕地区打造为未来反攻的坚实基地。

综上所述，宋孝宗对张浚、虞允文的倚重，是一种在复杂政治格局下的理性抉择。他顶住了太上皇的压力与符离兵败的质疑，坚定支持张浚，肯定其“以战止战”的战略价值；他又将这份信任无缝传承给虞允文，并获得了太上皇的认可。这一系列举动，共同勾勒出一位有为君主在逆境中坚守初心、为实现国家复兴而精心布局的清晰画像。张浚与虞允文，正是这幅恢弘历史画卷中，被“圣主”寄予厚望的“贤臣”。

附录：关于《圣主得贤臣颂》赏赐的史料脉络

《圣主得贤臣颂》为西汉王褒所作，颂扬君主得贤臣以致治功。宋孝宗将其作为最高政治荣誉赐予主战派重臣，意在表明自己立志成为“圣主”，而受赐者则是他实现中兴的“贤臣”，此举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

1. 赐予张浚（隆兴元年，1163年）

时间背景：隆兴元年十二月，张浚升任右仆射（右相），仍兼都督。

赏赐者：宋孝宗赵昚。

受赐者：张浚。

史料记载：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张、虞二丞相赐谥本末》载：“阜陵初受禅，首任张魏公以经略中原，礼貌之隆，群公莫及。尝书（西汉时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以赐，又亲书其生辰而祀之禁中。每有所疑，必先诣钦夫，示不敢面诘，其尊礼如此。”

脉络分析：孝宗在即位之初便将此颂赐予张浚，并在其兵败后依然委以重任，足见孝宗将张浚视为恢复大业的首席“贤臣”。此举不仅是对张浚个人的极度尊崇，更是孝宗向全朝宣示自己“奋然图任”的决心，将张浚的个人荣辱与皇权、国运深度绑定。

2. 赐予虞允文（乾道三年，1167年）

时间背景：乾道三年二月，川陕名将吴璘去世，西线防务空虚。虞允文受命出任四川宣抚使，总领西线军政大事。

赏赐者：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皇帝宋孝宗赵昚。

受赐者：虞允文。

史料记载：本文素材载：“出发前，太上皇宋高宗赐御书《圣主得贤臣颂》，宋孝宗又为之制跋。虞允文陛辞，复以所御双履及甲胄赐焉。”

脉络分析：此次赏赐出现了两代君主的“接力”。太上皇赵构作为前朝主和派的代表，将此颂赐予坚定的主战派虞允文，其政治象征意义极为深远，表明在维护国家根本安全（即稳固川陕）这一最高利益上，他支持孝宗的决策。孝宗则在父亲赐书的基础上题跋，并赐予更具实战意味的御履与甲胄，标志着他从张浚身上继承的对“贤臣”的期望，正式转移并寄托于虞允文身上，完成了恢复事业核心团队的精神与权力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