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心倦勤”的背后：以《龟鉴》之镜重审张浚与绍兴辛巳危机

南宋史论《龟鉴》对魏国公张浚在绍兴辛巳（1161）危机中的评价，以一声“惜夫”始，以一问“何耶”终，构建了一个英雄被时代辜负的悲剧叙事。它精准地指出了朝廷用人之失，盛赞了张浚的文武德才，最终将悲剧根源归于“圣心倦勤”。然而，这“倦勤”二字背后，并非简单的疲惫懈怠，而是宋高宗对张浚根深蒂固的猜忌与不放心的政治现实。本文旨在以《龟鉴》的评论为纲，融入高宗迟疑、抗拒重用张浚的史实，并最终以帝位更迭的历史结局，揭示这场危机中君臣信任的彻底崩塌与重建的可能。

         一、“惜夫”：迟疑的君心与错失的良机

《龟鉴》开篇即痛惜：“惜夫视师之寄不属之魏公而属之叶义问。”这一论断的背后，是宋高宗在金军南侵迫在眉睫之际，对起用张浚的百般拖延与抗拒。

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完颜亮南侵之势已“十分明显”，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等朝臣已敏锐洞察危机，纷纷上疏恳请起用张浚。陈俊卿的奏言尤其恳切，他直言张浚“许国之心白首不渝”，且“今日之浚，非前日之浚”，恳请高宗“勿惑谗谤”。面对如此清晰的国难与舆论，高宗的反应却极为冷淡，仅同意张浚“湖南路任便居住”，一个毫无实权的安置性举措。更有甚者，当枢密院编修官王秬再次斗胆上疏时，高宗竟将其贬出京城。这种对言官的打压，暴露了他内心对张浚的极度不悦与提防。

直到九月，金军已分四路大举南下，高宗才在十月“不得已”任命叶义问督师。而张浚的真正起用，要等到十一月建康告急的最后一刻。从正月到十一月，整整十个月的时间，无数个可以“亟趋而任其责”的良机，就在高宗的犹豫和猜忌中流逝。因此，《龟鉴》的“惜夫”，不仅是对错失良将的惋惜，更是对皇帝在国难当头时，仍将个人好恶与政治猜防置于国家安危之上的无声批判。

         二、“其德为如何”：不战之功与德威之重

尽管被迟疑地启用，但张浚一旦出山，其价值便立刻显现，完美印证了《龟鉴》对其德才威望的盛赞。

《龟鉴》称“武夫健将，言者叹息，儿童妇女，知有都督”，这并非虚言。史料记载，张浚“自潭州闻命，即日首涂”，在“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的恐怖氛围下，他毅然“独自一人前进”，其以身许国的气概，本身就是一面旗帜。当他抵达建康时，“卫士见浚复用，至以手加额”，军心士气瞬间逆转。更具决定性的是，在完颜亮的淫威下，金军将士“闻张浚至，胆落而偾”。这种精神上的威慑，直接催生了耶律元宜的弑君兵变。胡铨所谓“胆落敌人，不战而偾”，正是对张浚“德威”所产生的巨大心理战效应的精准概括。

张浚的威望，源于其“兼资文武，出入将相几三十年”的资历，更源于其“杜门念咎，老而练事”的成熟。他已非昔日鲁莽的将领，而是一位深孚众望、能定国安邦的国之柱石。这一切，都印证了《龟鉴》的判断：张浚正是当时南宋唯一能凝聚人心、震慑强敌的灵魂人物。

         三、“局面又一变”与“遽尔反旆”：宏图初展与君心再疑

张浚的到来，迅速改变了颓势。《龟鉴》言“浚之措置经纶，曾未设施而局面又一变”，并点出其核心战略是“建府迎谒”，以金陵为“驻跸之弘规”。这与当时金安节、吴芾等大臣“驻跸于此，以系中原之望”的呼声完全一致。定都建康，是北伐的战略前提，也是张浚复出后试图力挽狂澜的宏伟蓝图。

然而，正当局面为之一新，宏图初展之际，悲剧再次上演。《龟鉴》质问：“未及一月，遽尔反旆，何耶?” 史实揭示了这“遽尔反旆”背后，依然是高宗那颗从不真正信任张浚的“圣心”。

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危机刚过，高宗便决定“车驾将自建康还临安”。在军务未定之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乘胜北伐，而是退回安乐窝。更致命的是，为了制衡张浚，他竟下诏任命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将本应属于张浚的江淮战区最高指挥权授予他人。此举引发“中外大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刘珙等人奋起抗争。刘珙更是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直言“我为国家计，故不暇为张公计”，一语道破此举关乎国本，而非张浚个人荣辱。高宗闻言“大怒”，甚至威胁“再缴累及张公”，其真实心态暴露无遗：他可以容忍张浚作为救火队员，但绝不允许他成为手握重兵、主导国策的权臣。

         四、历史的回应：“后人”已至与“倦勤”的终局

《龟鉴》在文末发出了深沉的感叹与猜测：“意者天道厌于西北……否则圣心倦勤，而恢复之义将有待于后人耶？” 这句话，在绍兴三十二年的夏天，得到了历史最直接、最深刻的回应。

历史的吊诡与公正，往往在帝位的更迭中得到最淋漓尽致的体现。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的退位，其深层原因，正可追溯为他对待张浚、赵鼎、岳飞等贤臣的“失德、失信、失威”。他因无法驾驭和信任这些国之栋梁，最终导致恢复大业一再受挫，民心士气低落，其统治的合法性也备受侵蚀。他退位所“有待”之“后人”，正是宋孝宗。

宋孝宗自藩邸便“熟闻张浚德望”，他深知，要实现真正的“恢复”，就必须倚重这位“元老”。因此，他临朝之初，便迫不及待地召张浚赴行在，并赐下手书，其言辞恳切，与高宗的猜忌、迟疑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当万机之烦，夙夜祇惧，未知攸济。公为元老，宜辅朕初政。公其疾驱，副朕至意。”

这封手书，不仅是对张浚个人的最高礼遇，更是对高宗时代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孝宗要的不是一个被制衡的将领，而是一个能“辅朕初政”的宰相；他不要迟疑观望，而要“疾驱”前来。这无疑是对《龟鉴》之问最响亮的回答：“恢复之义”不必再“有待于后人”，因为“后人”已至，且正欲大有作为。

         结论

《龟鉴》的史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精准地捕捉到了张浚在绍兴辛巳危机中的功与悲。它所揭示的“圣心倦勤”的真相——即皇帝对功臣的猜忌与不信任——通过高宗退位、孝宗即位这一戏剧性转折，得到了最终的印证。张浚的悲剧，是高宗一朝“恢复”无望的缩影；而孝宗对他的无限信任与倚重，则开启了南宋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希望的一次北伐。虽然张浚最终在符离之战中再次失败，但那已是战术层面的失利。在战略与政治层面，孝宗的即位已经证明了《龟鉴》的诊断是正确的：南宋的症结，从来不缺良将，缺的是一位敢于放手、真正信任“元老”以“辅初政”的君主。

附录一：绍兴末年迟缓启用张浚脉络

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金国南侵之势已十分明显。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进士何廷英等人上疏恳请起用张浚。

高宗反应：仅下诏张浚“湖南路任便居住”，未予实职。

三月：枢密院编修官王秬再次上疏起用张浚。

高宗反应：大怒，将王秬贬出京城，通判洪州。

五月：秘书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等人因论事不合，自请外放。

高宗反应：顺势将王十朋等人外放出京，压制朝中主战声音。

九月：金主完颜亮正式率军大举南侵。

十月：危机迫在眉睫，高宗“不得已”任命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而非张浚。

十一月：建康（今南京）告急。在陈俊卿再次力言下，高宗才先后任命张浚为判潭州、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此时距年初首次上疏已过去近十个月。

附录二：《龟鉴》原文

《龟鉴》曰：惜夫视师之寄不属之魏公而属之叶义问。使魏公亟趋而任其责，则观其战功，又岂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兼资文武，出入将相几三十年，武夫健将，言者叹息，儿童妇女，知有都督，其德为如何？加之许国之心，白首不渝，杜门念咎，老而练事。今日之浚，非前日之浚。建府迎谒，卫士欢呼。浚之措置经纶，曾未设施而局面又一变。成闵等领三衙，而招讨散局矣；吴璘班师，而宣抚结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我师之属捷，为驻跸之弘规可也。未及一月，遽尔反旆，何耶？意者天道厌于西北，而黄旗紫盖盖应于东南耶？否则圣心倦勤，而恢复之义将有待于后人耶？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钱塘之形势，此其地矣。噫，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祀夏配天，开拓若是，亦可以为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