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心术与臣子私怨：张浚高宗朝被二度阴废的再考察

 

摘要：南宋初年的中兴名臣张浚，其政治生涯两度从巅峰跌入谷底，最终被罢官流放，这一历史现象历来备受关注。传统解读多归因于军事失利或性格因素，但本文认为，这些解释未能充分揭示其政治悲剧的深层逻辑。通过对绍兴初年与绍兴七年两次政治feng暴的深入剖析，本文旨在揭示，张浚的政治挫折本质上是宋高宗精于“君王心术”的产物。高宗精准地捕捉并系统性地利用了朝臣间因政见、利益与个人冲突而产生的“臣子私怨”，将其作为打击政敌的利器。他通过操控台谏这一“公器”，将个人意志包装成“朝廷公议”；甚至不惜提拔和重用一贯敌对的人物，纵容其制造军事危机再嫁祸于人，最终实现了清除议和障碍、巩固绝对皇权的政治目的。张浚的“二度阴废”，深刻地揭示了在专制皇权下，君主的权谋如何与臣子的私欲合流，共同编织出一张扼杀忠良的巨网。

关键词：张浚；宋高宗；君王心术；臣子私怨；皇权；台谏；淮西军变

 

引言

张浚，这位在南宋“国势危如累卵”之际挺身而出的文臣，曾以一己之力支撑川陕战局，被誉为“中兴砥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却在宋高宗朝两度被“阴废”——即并非因公开的、程序性的重大过失而被罢黜，而是君主通过一系列隐蔽的政治操作，利用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手段，逐步剥夺其权力与名誉，最终实现其政治生命的终结。第一次被剥夺川陕兵权，第二次被罢去宰相之位并流放远方。其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不仅是个人荣辱的沉浮，更是高宗朝政治sheng态的一面棱镜。

学界以往多将张浚的失势归咎于富平之败的军事失误，或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这些解释虽有其道理，却忽略了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动因。为何一场军事失利会演变为持续数年、步步升级的政治清算？为何一位曾被誉为“再造王室”的功臣，会在数年后因“用印”这类细故而被扣上“不臣”的帽子？本文认为，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在于审视宋高宗的“君王心术”与朝臣的“臣子私怨”之间如何发生化学反应。本文旨在通过对张浚两次被废事件的再考察，探析宋高宗如何将臣子的私人恩怨作为政治资源，将本为匡正国是的“公器”——台谏系统，异化为清除异己的私用工具，从而揭示南宋初期皇权运作的阴暗逻辑。

          一、私怨之渊：张浚的“四面楚歌”

张浚的悲剧，并非无源之水。他在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因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铁腕的行事风格，不可避免地触犯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为自己埋下了四面受敌的隐患，也为宋高宗的“君王心术”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私怨”土壤。

首先，他是铁腕治军的“孤臣”。为整肃军纪、凝聚战力，张浚行事果决甚至残酷。他曾zhen压了心怀叵测的将领范琼，以稳定军心；在富平之战后，为明军法，他含泪处斩了失职的环庆经略使赵哲；在川陕，他更以“跋扈”之名诛杀了桀骜不驯的大将曲端。这些举措虽有其军事必要性，却也直接激化了与部分将领及其背后势力的矛盾，为政敌日后罗织其“跋扈”、“专擅”的zui名提供了口实。

其次，他是政见强硬的“异类”。张浚是坚定的主战派，其政治立场使其天然地与朝中求和势力对立。更具体的是，他曾弹劾知潭州的辛炳罢职，为二人日后的政治对决埋下了深刻的个人恩怨。同时，他也因在人事、利益上得zui过同籍的常同，使得这位言官在日后成为攻击他的急先锋。他也应间接得zui过殿中侍御史沈与求，这位言官在第一阶段便充当了攻击张浚的急先锋，并在第二阶段进入权力核心，成为直接决策者，持续与之为敌。

再者，他是权势煊赫的“竞争者”与知人善任的“伯乐”。张浚的崛起，伴随着巨大的权力。建炎三年苗刘兵变时，他果断组织勤王，平定叛乱，成为宋高宗复辟的首功之臣，权势日隆。然而，这也让他与同僚关系紧张。被罢宰相的朱胜非在兵变后便向高宗进言，因与张浚结怨而评价其“喜事而疏浅”。此外，如殿中侍御史季陵等人，也从制度层面不断对张浚的巨大权力提出质疑和限制，使其处境更为艰难。但另一方面，张浚亦是抗金将领的“知己”与“伯乐”，他力挺岳飞，视其为北伐的希望。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他更是亲自上奏，请宋高宗内殿面见岳飞，商讨北伐大计，足见其倚重与信任。

正是这些源于军法、政见、权力与个人交往的“臣子私怨”，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巨网，只待君主心术的牵引，便会瞬间收紧。

         二、君王心术的第一次演练：绍兴初年的清算

绍兴初年的清算，是一场由宋高宗精心策划、逐步升级的政治围剿，充分展现了其“君王心术”的初步形态。

        第一步：纵容台谏，以“公议”试探。攻击的序幕由制度性的台谏官拉开。殿中侍御史沈与求、季陵等人借天象示警，率先对张浚的巨大权力提出警惕；富平之战后，章谊正式弹劾其“处断太专”。对于这些弹劾，宋高宗采取了纵容态度。他并非简单地听信谗言，而是利用台谏的“公论”来敲打张浚，试探其反应，并为自己后续的行动制造舆论基础。

         第二步：利用宰相，以“私怨”削权。当口头警告不足时，宋高宗开始利用派xi斗争。他重新启用与张浚有“旧怨”的宰相朱胜非（史载：有人造谣诬告苗刘兵变期间张浚曾想杀死朱胜非，后来张浚专门上疏宋高宗解释），并与吕颐浩联手。吕颐浩以“助”为名，安插qin信王似为副使，进行监视与分权；更以“蜡书”离间计，企图从内部瓦解张浚的势力。此时，朱胜非等人的“私怨”，被高宗完美地转化为削夺张浚实权的具体行动。

 

        第三步：亲自下场，以“天意”定zui。在张浚被召回途中，宋高宗亲自下场，主导了最终的清算。他默许殿中侍御史常同——这位曾被他得zui过的言官——借地震攻击张浚“不虔君命”，并亲自下诏，将四川的天灾归咎于张浚“椎肤剥体，民怨所致”，直接为其定了“祸guo殃民”的重zui。随后，与张浚有宿怨的辛炳——这位曾被张浚弹劾过的官员——罗列其“十大zui状”，要求“明正典刑”。至此，高宗成功地将个人猜忌与朝臣私怨，包装成了顺应天意与民意的“公议”，完成了对张浚的第一次致命打击。

         三、君王心术的成熟与冷酷：绍兴七年的阴废

如果说绍兴初年的清算尚有章可循，那么绍兴七年的阴废，则是一场更为直接、高效、冷酷的政治“闪电战”，标志着宋高宗“君王心术”的完全成熟。这一次，高宗不再仅仅利用已有的“私怨”，而是利用国丧作为契机，进行根本性的国策转向，再罗织zui名清除障碍。

        第一幕：国丧转向，君臣偏向。要理解这场“阴废”的真正根源，必须将目光投向绍兴七年正月丁亥（十五日）这一天。在行在平江，问安使何藓自金国归来，带回了徽宗皇帝及宁德皇后相继崩殂的噩耗。宋高宗闻讯“号恸擗踊，哀不自胜”，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就在这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决定：即日任命秦桧为专任枢密使替换张浚的兼职，并“恩数视宰臣”，使其地位与宰相等同。

这一人事变动绝非偶然。徽宗的去世，使得迎回生母韦太后成为宋高宗最迫切的私人愿望与政治目标。为了实现与金国的和谈，他需要一位能够坚定贯彻其议和意图的得力干将，而秦桧正是最佳人选。因此，这一日及重用秦桧，明确标志着宋高宗的国策开始从张浚所力主的北伐恢复，转向以迎回母亲为核心的议和。这一根本性的转向，与张浚毕生坚持的政治立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也为他此后的所有困境埋下了伏笔。

这场冲突的根源，深植于“靖康之耻”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以张浚为代表的主战派，将“恢复中原”视为朝廷存在的合法性基石与毕生使命。当徽宗死讯传来，他痛心疾首，奏请高宗“挥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其核心诉求是“北向复仇”。然而，宋高宗赵构的考量则截然不同。作为靖康之难的亲身经历者，他内心充满了对金人的恐惧和对皇权不稳的极度不安全感。对他而言，皇权的稳固与个人孝道的满足，其优先级远高于恢复故土这一充满风险的目标。当张浚再次请求发动诸将北伐时，高宗“默然不答”，这种无声的抗拒，比任何激烈的争辩都更能揭示二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对高宗的消极态度，张浚甚至以“再疏待zui”的方式表达抗议，君臣裂痕已然深种。

        第二幕：利用危机，转嫁责任。在此背景下，张浚与岳飞的关系被刻意扭曲。绍兴七年三月，在宋高宗内殿召见岳飞、君臣相谈甚欢后不久，张浚与岳飞在建康就淮西军指挥权问题发生争执。这本是工作层面的意见分歧，却被别有用心者放大为将相不和。紧接着，四月，岳飞因宋高宗和秦桧在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心灰意冷而上了庐山。被搞得十分被动的张浚，在了解情况并与宋高宗商量后，才派张宗元前往岳飞军中担任监军，其意在安抚与保护，而非监视。

最终，绍兴七年（1137）八月爆发的淮西军变，成为了宋高宗清除异己的极佳政治借口。然而，军变的主要责任者并非在外督师的张浚，而是宋高宗及其身边的亲信。当时，高宗对北伐态度动摇，其身边的专任枢密使秦桧、知枢密院事沈与求等人，在宋高宗身边决策，否定了张浚都督府直接掌管淮西军的原先决定。这一决策失误直接导致淮西军指挥系统混乱，激化了王德与郦琼两位将领的矛盾，最终导致郦琼率部四万余人叛投伪齐，酿成巨祸。军变一发生，高宗便将矛头指向张浚，指责其“失谋wu国”，迅速启动台谏系统，将这场由自己和秦桧、沈与求决策失误造成的灾难，全部归咎于张浚的调度无方。

         第三幕：组织围攻，完成“阴废”。在高宗的默许、纵容与引导下，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左正言李谊等台谏核心成员，将“失谋wu国”与张浚“跋扈专权”的旧账一并清算，营造出“朝野共愤”的舆论氛围，使张浚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张浚虽无大ze，却为顾全大局，主动上疏请zui。宋高宗顺水推舟，当即罢免其宰相之职。当赵鼎试图为张浚争取宽大处理时，高宗直言“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并再次驱使台谏上疏，要求将其“投之远方”。至此，一场由皇帝决策失误导致的军事灾难，被成功地转化为一次清除异己的政治清算，张浚被“阴废”。

         结语

张浚的政治命运，是南宋初期皇权运作逻辑的一个深刻写照。他的崛起，是国难思良将的必然；他的失势，则是宋高宗“君王心术”与朝臣“臣子私怨”合流的必然结果。在这场君臣博弈中，宋高宗无疑是最终的操盘手。他不仅利用了朱胜非、辛炳等人的宿怨，更提拔重用如秦桧、沈与求这般从言官到枢臣一贯与张浚为敌的人物，甚至纵容其制造军shi危机，再嫁祸于人。他将一场场针对张浚的攻击，编排成一场看似顺应天理、合乎“公议”的政治大戏。

最终，张浚这位忠心耿耿的抗金名臣，成为了宋高宗为实现其“屈己求和”国策而被牺牲的祭品。这段历史深刻地揭示了，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公”与“私”的界限是何其模糊，制度性的监督力量是何其脆弱，而一位能力卓著的功臣，其命运又何其容易系于君主的一念之间。张浚的困局，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南宋“中兴”时代复杂而阴暗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

 

 

附录：两阶段参与弹劾张浚人员及事件脉络

此脉络以参与弹劾的人员姓氏为序，清晰地展示了在不同阶段，各类官员如何成为宋高宗政治棋盘上的棋子，对张浚发起攻击。

第一阶段：绍兴初年（川陕经略时期）的倾轧与清算

此阶段历时数年，攻击从制度性警告逐步演变为派系倾轧，最终在皇帝主导下完成政治清算。

1、沈与求（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

建炎三年（1129）五月，作为最早的发难者之一，借天象示警，委婉建议朝廷限制张浚，使其命令勿为“诏令”。此举被高宗默许，成为制度性敲打张浚的开端。

绍兴二年（1132）正月，升任御史中丞后，再次强调“兵权不在朝廷”的隐患，持续为高宗的削权行动制造舆论。

2、季陵（殿中侍御史）

绍兴元年（1131），作为言官，曾上疏论张浚“权重”，与沈与求等人一同构成了早期对张浚进行制度性警告和权力制衡的声浪，为后续的清算埋下伏笔。

3、章谊（殿中侍御史）

绍兴元年（1131）三月，以张浚斩杀赵哲为由，正式弹劾其“事任已重，处断太专”，首次明确提出要为张浚设置副手以分其权，标志着对张浚的攻击从制度建议升级为具体执政行为的否定。

4、朱胜非、吕颐浩（宰相）

绍兴二年（1132）九月，与张浚有“旧怨”的朱胜非复任宰相后，与吕颐浩联手，以“助”张浚为名，成功将吕颐浩的qin信王似安插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进行监视与分权。

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二人主导罢免张浚宣抚使之职，并命王似携带“蜡书”离间张浚与心腹刘子羽的关系，企图从内部瓦解其势力，是派系倾轧的核心推手。

5、常同（殿中侍御史）

绍兴三年（1133）十月，借地震求言之机，攻击滞留途中的张浚“闻命踰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将行政问题上升为对君威的藐视。

绍兴四年（1134）二月，在张浚行至潭州时，再次上疏罗织其“误guo非一”等zui名，要求处死张浚以谢天下，成为最后攻势的急先锋。

6、辛炳（侍御史）

绍兴四年（1134）二月，作为与张浚有“旧怨”的政敌，紧随常同之后，罗列出张浚“十大zui状”，指责其“误guo犯分”，要求将其“明正典刑”，其攻击之猛烈，尽显公报私仇之态。

 

 

第二阶段：绍兴七年（1137）的罢相与流放

此阶段行动迅速，节奏紧凑，是一场由宋高宗亲自策划、组织并主导的政治“闪电战”，其根本原因是国策转向，直接诱因是淮西军变。

1、沈与求（知枢密院事）

绍兴七年（1137），作为宋高宗的核心军事决策者之一，与秦桧一同否定了张浚都督府直接掌管淮西军的原议，导致指挥系统混乱，是引发淮西军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决策失误的责任被高宗掩盖，转而成为嫁祸张浚的“zui证”，是制造此次政治危机的关键人物。

2、张戒（御史）

绍兴七年（1137）八月十五或十六日，作为新任御史，他打响了对张浚攻击的第一枪，弹劾其“不臣之迹已见，跋扈之迹未明”，将一个行政问题直接上升到对君主忠诚的“不臣”高度。宋高宗当即表示“大喜”，称其“极当其zui”，张戒因此成为这场政治攻势的“定调者”。

3、周秘（御史中丞）

八月十七日，作为御史台长官，他率先响应张戒的弹劾，入对攻击张浚，是整个攻势的组织者和核心骨gan。

九月初六，再次上殿，继续弹劾张浚“失谋误国，乞正其罪”，参与持续施压，最终导致张浚“自是不复入对矣”。

十月初，在张浚被贬后，与石公揆一同上疏，要求将其“投之远方”，是宋高宗意图将张浚“远窜岭南”的忠实执行者。

4、石公揆（殿中侍御史）

八月十八日，紧随御史中丞周秘之后入对弹劾，参与对张浚的密集轰炸。

十月初，在张浚被罢相后，与周秘再次上疏，要求对张浚“削夺官职，重赐窜责”、“投之远方”，充当了赶尽杀绝的“落井下石”者。

5、李谊（左正言）

九月初二，在台谏围攻的高潮中，他不仅翻出张浚在川陕的旧账，更称其“其zui当诛”，要求“收还政柄，置之闲慢”，将攻击推向顶点，是营造“群情激愤”假象的关键一员。

 

注：李谊、沈与求是两阶段均参与对张浚进行政治打击的人物，沈与求的角色从第一阶段的言官升级为第二阶段的核心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