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倚重到猜忌：张浚经略川陕时期被倾轧阴废的脉络

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宋室南渡，国势危如累卵。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张浚以一介文臣，肩负起抗金复国的重任，成为支撑南宋半壁江山的中流砥柱。然而，这位被宋高宗比作文种、范蠡的“紫岩先生”，其赫赫战功与巨大权势，也使他身陷政治漩涡的中心。本文旨在聚焦于张浚经略川陕这一关键时期，探讨其如何从皇帝的绝对倚重，逐渐滑向朝野的普遍猜忌，并最终在一场由皇帝主导、宰相推动、台谏发难、天灾为名的政治倾轧中被清算，以此揭示南宋初期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将帅、派系与国事之间的复杂博弈。

          一、权势的顶点与信任的基石

张浚的政治命运在苗刘兵变后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建炎三年（1129），他在平江果断组织勤王，成为宋高宗复辟的首功之臣。正是这份“再造王室”的功绩，为他赢得了高宗前所未有的信任。同年七月，为抵御金军南下，实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的战略构想，宋高宗毅然授予张浚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使之职，总揽川、陕、京西、湖北、湖南五路军政，并赋予“便宜黜陟”的全权，使其负“半天下之ze”。这一任命，是南宋在危亡之际对一位能臣的极限倚重，也是张浚个人权势的顶点。高宗的信任，是张浚在川陕苦心经营、开辟抗金新战场的坚实基石。

          二、裂痕初现：台谏监督与皇权焦虑的演进

然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审视。张浚在川陕的巨大权力，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南宋初年的政治池塘，激起了层层涟漪。最早的反应来自制度性的监督力量——台谏。建炎三年（1129）五月，殿中侍御史沈与求便借天象示警，委婉地指出地方将帅权力过大，其命令形同“诏令”，建议朝廷“申节张浚等止降指挥，勿为诏令”。这并非个人攻击，而是宋代士大夫对武将（或手握军权的文臣）gan政的传统警惕。

建炎四年（1130）九月的富平之战，是理解张浚命运的关键。此时的关中，已是历经战乱、三年无军马、无粮草、无治理、无城垸的焦土。张浚执行宋高宗的战略命令，以巨大的勇气发动这场旨在牵制金军主力、保全南宋江南立足之地的会战。有论者认为，刘锜等将的战法，甚至包含着活捉金军高官以交换赵构被俘母亲韦氏的战略意图。尽管此役宋军兵败，但其战略目的已然达成。宋高宗对此心知肚明，战后不久便授张浚为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使其成为南宋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文臣，这无疑是对其功绩的“充分肯定”。

然而，战役的失利终究为朝中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殿中侍御史章谊上奏弹劾，直指张浚“事任已重，处断太专”，要求为其设置副手以分其权。这标志着对张浚的批评已从制度建议升级为针对其具体执政行为的正式弹劾。在这些台谏声音的背后，是宋高宗本人日益加深的焦虑。他一方面需要张浚为他镇守川陕，另一方面又对其“久劳于外”的巨大权力深感不安。此时，宋高宗的目的尚处于第一阶段：纵容台谏以示警。他默许这些批评，意在敲打张浚，使其明白权力的边界，但并未有罢黜之意。

         三、宰相的介入：从制度制衡到派系倾轧

当皇权的焦虑与朝堂的派系dou争相结合，对张浚的制衡便迅速演变为一场残酷的政zhi倾轧。绍兴二年（1132），与张浚有“旧怨”的朱胜非被重新任命为宰相，与另一位宰相吕颐浩联手，成为这场政治feng暴的核心推手。

至此，宋高宗的目的已演进为第二阶段：利用宰相以削权。他不再满足于台谏的口头警告，而是开始利用朝中的派系力量，对张浚进行实际的权力削弱。九月，吕颐浩以“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为由，建议派遣副使以“助”张浚，并顺势推荐了自己的乡dang姻亲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这看似是为张浚分忧，实则是安插qin信，进行监视与分权。张浚上疏力陈王似“庸常，终至败事”，但已无法扭转局面。紧接着，朝廷采取了更为阴险的手段。十二月，宋高宗下诏罢免张浚宣抚使之职，命其还朝。同时，命王似携带“蜡书”密赐川陕诸将，将张浚召回的责任全部推给其xin腹刘子羽，诬称其“弄权用事”，企图离间张浚与川陕将领的关系，从内部瓦解其苦心经营的势力。

          四、天灾为名：皇权主导的政治清算

绍兴三年（1133），当张浚在返回临安的途中辗转滞留时，宋高宗的目的已演进为第三阶段：主导清算以除患。他不再需要代理人，而是亲自下场，为这场政治feng暴定调。

这一年秋，南宋境内大旱、地震频发。台谏官员迅速将自然现象与人事失当挂钩，将其归咎于张浚。殿中侍御史常同率先发难，攻击张浚“闻命踰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指责他藐视君威。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来自皇帝本人。当张浚上奏四川霖雨、地震，请求朝廷祭祀时，宋高宗严词拒绝，并公开将天灾归咎于张浚的治蜀政策：“霖雨、地震之灾，岂非chong兵久在蜀，调发供馈，椎肤剥体，民怨所致？”这道谕旨，无异于给张浚定了“祸guo殃民”的zui，也暴露了召回他的真正原因——并非因富平之败，而是“忧心其不忠”。

五、议和之路：清除异己的最终目的

进入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的政zhi意图愈发清晰。随着对金议和的呼声渐高，朝廷派遣章谊、孙近等使节前往金国“请还两宫及河南地”，张浚这位坚定的主战派，其存在本身便成为了与金人谈判的障碍。至此，宋高宗的目的最终演进为第四阶段：为议和而清除异己。

为了给议和扫清道路，必须废弃张浚，并向金人展示朝廷“求和”的“诚意”。绍兴四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与侍御史辛炳联手，对张浚展开了最后的攻击。常同罗织其“wu国非一”，声称“虽膏斧钺，不足以谢宗庙”。与张浚有“旧怨”的辛炳更是罗列其十大zui状，要求将其“明正典刑”。这些弹劾，此刻已不仅是政治bao复，更是为清除议和障碍而制造的“法理”依据。

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宋高宗顺水推舟，最终完成了对张浚的清算。三月，张浚被罢免知枢密院事，落职提举洞霄宫，随即又被贬往福州居住。这场清算的彻底性体现在，不仅张浚本人被废弃，其心腹刘子羽等人也被一并贬谪。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同年七月，朝廷下诏恢复了被张浚处死的赵哲和曲端的官职。这一举动，无异于向金人和国内主和派宣告：南宋全面否定了张浚的强硬路线，为接下来的和谈铺平了道路。

          结语

从倚重到猜忌，再到清算，张浚在川陕宣抚使时期的命运沉浮，是南宋初期政治sheng态的一个残酷缩影。他的崛起，是国难思良将的必然；他的失势，则是皇权对功高震主者的本能反应，与朝堂派系dou争的残酷现实，以及天灾人祸交织的政治yin谋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场博弈中，宋高宗的角色尤为关键，他根据shi局演进，从纵容、利用到主导，一步步将一位中兴砥柱推向深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他心中“屈己求和”的政治蓝图。张浚的困局，深刻地揭示了在一个中央集权尚未稳固、外部威胁持续存在的时代，一位能力卓著、手握chong兵的将领所必然面临的信任危机。他虽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其忠贞不渝的抗金精神，终将使他再次屹立于历史舞台之上，而这段经历，也成为理解南宋“中兴”时代复杂政治逻辑的关键一环。

附件：张浚在南宋初期所受弹劾与制约事件全脉络

1.建炎三年（1129）四月，苗刘兵变，为朱胜非、张浚二人的嫌隙埋下种子。兵变平定后，被罢宰相的朱胜非在向高宗建言张浚时，评价其“喜事而疏浅”，并言“人俱轻浚太少年”。

2.建炎三年（1129）五月，殿中侍御史沈与求借天象示警，建议朝廷“申节张浚等止降指挥，勿为诏令”，从制度层面提出对地方大员权力的警惕。

3.建炎三年（1129）六月，中书舍人季陵上书，直指“将帅之权太盛”，虽未点名，但矛头直指权势日隆的张浚。

4.建炎三年（1129）七月，在张浚赴川陕就任宣抚使前，司勋员外郎赵鼎私下提醒其属下冯轓：“朝廷会忌张浚权太重”，反映了朝中已普遍存在的忧虑情绪。

5. 绍兴元年（1131）三月，殿中侍御史章谊上奏弹劾，以张浚斩杀环庆经略使赵哲为由，批评其“事任已重，处断太专”，首次正式提出对张浚进行权力制衡。

6.绍兴二年（1132）正月，张浚以功被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权势更盛。同月，侍御史沈与求迁御史中丞，再次上言强调“兵权不在朝廷”的隐患。

7.绍兴二年（1132）九月，与张浚有“旧怨”的朱胜非复任宰相，与吕颐浩联手，利用宋高宗的猜忌，成功将吕颐浩的qin信王似安插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对张浚进行监视与分权。

8.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朝廷下诏罢免张浚，并命王似携带“蜡书”离间张浚与川陕诸将，将责任推给刘子羽，企图从内部瓦解其团队。

9.绍兴三年（1133）正月，张浚上疏自辩，提到朱胜非等人正通过吕颐浩之子散布谣言，称他当年曾有“欲斩胜非之言”，进行人身攻击。

10.绍兴三年（1133）十月，在张浚行至荆南时，殿中侍御史常同借地震求言之机，攻击其“闻命踰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

11.绍兴三年（1133）十二月，宋高宗亲自将四川的天灾归咎于张浚，称其“椎肤剥体，民怨所致”，进行了最严厉的公开指责。

12.绍兴四年（1134）二月，张浚行至潭州，殿中侍御史常同再次上疏，罗织其“误国非一”、“不臣之迹”等zui名，要求处死张浚以谢天下。

13.绍兴四年（1134）二月，与张浚有“旧怨”的侍御史辛炳亦紧随其后，罗列张浚十大罪状，指责其“误国犯分”，要求罢黜严惩。

14.绍兴四年（1134）三月，在辛炳等人的持续攻击下，宋高宗最终罢免张浚知枢密院事。

15.绍兴四年（1134）三月，辛炳继续上章攻击，认为仅保留张浚资政殿大学士的虚职过于宽大，要求将其流放到岭南（“窜之岭表”）。张浚最终落职提举洞霄宫，随即贬谪至福州居住。

16.绍兴四年（1134）七月，朝廷下诏恢复了被张浚处死的赵哲和曲端的官职，从官方层面否定了张浚的川陕功绩，完成了这场政治清算的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