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一武,两种命运:从张浚二侄看南宋士人的不同面相
(2025-10-31 14: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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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一武,两种命运:从张浚二侄看南宋士人的不同面相
南宋,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时代,英雄辈出,也充满了壮志未酬的遗憾。主战派名臣张浚,无疑是那个时代风起云涌中的一个核心人物。然而,历史的聚光灯之外,他的家族成员也以各自的方式,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通过王十朋的诗作与方滋的笔记,我们得以窥见张浚两位侄子——一位是勤于民政的循吏,另一位是勇闯贼营的谋士——他们一文一武,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共同构成了南宋士人群体复杂而生动的缩影。
乾道年间,南宋政局相对稳定,正处于战后恢复与重建的阶段。此时,著名诗人王十朋正在夔州任上。他于乾道元年(1165)七月自饶州移知夔州,直至乾道三年(1167)离任,在夔州近两年。在此期间,王十朋遇到了张浚的一位侄子,时人称之为“张主管”,正代理秭归郡守。王十朋赠予他的三首绝句,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理想的地方官形象。
这位张主管,首先被寄予了“传家有典刑”的厚望。作为名相之后,他承载着家族的荣誉与期望。王十朋勉励他要“施行诚与信”,这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儒家士大夫修身立命的根本。在具体的治理方略上,王十朋给出了“要先抚字后催科”的谆谆告诫。这八个字,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精髓,意指在征收赋税之前,必须先安抚、体恤百姓。对于一个“地狭民贫”的秭归而言,这无疑是切中要害的良方。
与秭归张主管的安稳仕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浚的另一位族子——张黜。他的故事,发生在风雨飘摇的建炎初年,但直到数十年后才被记录下来。乾道三年(1167)六月,方务德(方滋)出任荆南知府,并于次年(1168)因疾离任。在方务德帅荆南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张黜的寓客,此人正是张浚的族子。张黜向方务德出示了其父所记的《建炎荆州遗事》,一段尘封的往事才得以重见天日。
那是一个“朝廷方经理北虏,未暇讨捕群盗”的混乱时代,英雄与草莽并起,忠诚与背叛交织。张黜并非在任官员,但其展现出的胆识与谋略,却远超寻常。当孔彦舟率十余万之众破城,荆南危在旦夕之际,张黜“单骑入城”,仅凭口舌便说服了巨盗孔彦舟归顺朝廷。这份勇气与智慧,令人叹为观止。他不仅晓之以“青史留名”的大义,更诱之以“保奏推赏”的实利,甚至为孔彦舟规划了“平钟相”以立大功的具体行动方案。其后,他又以同样的说辞,说服了另一支剧贼刘超。
张黜的形象,是一位纵横捭阖的谋士,一位在体制崩坏边缘力挽狂澜的实干家。他深谙人性,善于利用时局,其行为逻辑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色彩。然而,他并非毫无原则的投机者。当族兄向他索贿时,他义正辞严地回答:“此行止为朝廷宽顾忧,及救数路生灵之命,岂有闲钱相助?”这番话,尽显其公忠体国、无私无畏的品格。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奇才,最终却倒在了人性的幽暗与政治的猜忌之下。族兄的诬告,一句“受三贼赂甚厚,其谋变诈不可信”,竟让位高权重的张浚“然之”。张浚的不信任,不仅葬送了张黜呕心沥布的招安大计,更直接导致孔彦舟降金、扬幺复起,襄汉湖湘之地“蹂践过半,至今州县荒残”。张黜的悲剧,是个人英雄主义在庞大而腐朽的官僚机器面前的失败,也是南宋朝廷内部猜忌、内耗导致战略机遇错失的又一例证。他的命运,充满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是一曲壮志未酬的悲歌。
将张浚的这两位侄子并置,我们看到了南宋士人的两种面相,以及时代赋予他们的不同命运。
秭归张主管,生活在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和平年代,他的才华与抱负能够在正常的官僚体制内稳步施展。他是“治世之能臣”,代表着秩序、重建与希望。而张黜,则身处一个“必须有所作为”的乱世,他必须跳出常规,用非常规的手段去解决非常规的问题。他是“乱世之奇才”,代表着勇气、变通与冒险。
他们的故事,共同指向了张浚这位家族核心。一位侄子因他的名望而受到勉励与期许,另一位则因他的猜忌而功败垂成。这或许也暗示了张浚本人性格的复杂性——他既是力主抗金的政治领袖,也可能存在刚愎自用、识人不明的一面。
最终,秭归张主管的名字湮没无闻,只留存在王十朋的诗句中,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勤勉官员的缩影。而张黜,尽管其父所记的《建炎荆州遗事》得以流传,他的事迹却更像一则令人扼腕的轶闻。一文一武,一成一败,他们的故事如同两面镜子,映照出南宋王朝从战火走向重建的曲折历程,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个体命运是何等的真实、鲜活,又常常充满了无奈与遗憾。
附件:原文记载
材料一:王十朋《张主管摄郡秭归,赠以三绝》
魏公(张浚)名德最芬馨,犹子(侄子)传家有典刑。勉力施行诚与信,民谣待向峡中听。
女须归处郡如何,地狭民贫事不多。把酒送行无别语,要先抚字后催科。
政术遥传京兆张,笑谈为治定循良。诸生相见宜相勉,正是风骚屈宋乡。
材料二:方滋笔记中关于张黜的记述
方务德(方滋 ,1102-1172)帅荆南,有寓客张黜者,乃魏公(张浚)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记《建炎荆州遗事》一编示务德云:“孔彦舟领众十余万破荆南城。是时朝廷方经理北虏,未暇讨捕群盗。张单骑入城说谕彦舟,使之效顺朝廷,着名青史,勿罣丹书,为天下笑。彦舟感悟,与部下谋,咸有纳款之意。张又语之云:‘太尉须立劳效,庶为朝廷所信。四川宣抚,乃我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远,俟见太尉立功,当为引领头目人入川参宣抚,以求保奏推赏,如何?’彦舟云:‘甚好。今有一项虏人往湖南劫掠,闻朝夕取道襄阳以归北界,待与拦截剿杀,以图报国。’张云:‘此项虏寇,人数不多,又是归师,在今日无甚利害。鼎州一带,有贼徒钟相,众号四十万,乃国家腹心之疾。太尉傥能平此,朝廷必喜。将士以此取富贵,何患不济?’诸将皆喜,云:‘此亦何难。’彦舟亦首肯,张遂促其出师,一战而胜,贼徒奔溃。张遂与彦舟具立功人姓名及归降文字,与彦舟心腹数人,俱入蜀谒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剧贼刘超者,拥数万众,欲往湖南劫掠。张又以说彦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从,我当并往宣抚司言之。超亦听命,驻军于夔州,不为卤掠之计,以俟朝命。张行未及宣抚司数舍,遇族兄自魏公处来,问何干,且以两事告之。族兄者从而攫金。张答以此行止为朝廷宽顾忧,及救数路生灵之命,岂有闲钱相助?其人不悦,径返往见魏公,先言以为张受三贼赂甚厚,其谋变诈不可信。魏公然之。张至宣抚司乞推赏孔彦舟部曲,以彦舟为主帅,且令屯驻荆南,使之弹压钟相余党,招抚襄、汉、荆、湖之人,复耕桑之业。魏公悉不从,姑令彦舟领部曲往黄州屯驻。大失望,徒党皆不乐黄州之行,以谓宣司不信其诚心,遂率众渡淮降虏。绍兴初,扬幺复啸聚钟相余党二十万,占洞庭湖,襄、汉、湖、湘之民,蹂践过半,至今州县荒残,不能复旧。刘超者,只驻军夔州。后遇刘季高自蜀被召趋朝,携降书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进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张自叙云尔,不欲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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