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贺张尚书》看王十朋与张浚的知遇之交

南宋名臣王十朋，不仅以刚直敢言、政绩卓著著称，其诗文亦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人格理想。在其文集中，有一篇题为《贺张尚书》的短札，文字凝练，意蕴深远。文中所贺的“张尚书”究竟是谁，虽未明言，但通过细析文本、钩沉史实，特别是结合隆兴二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和之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形象与南宋主战派领袖、一代名相张浚（尚书右仆射）高度契合。此文作于隆兴二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之间，不仅是一封寻常的贺信，更是王十朋与张浚在国运飘摇之际，深厚政治情谊与人格共鸣的见证。

         一、文本解构：一位“老成”功成身退的画像

《贺张尚书》全文虽短，却信息量巨大，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备受敬重的朝廷重臣的形象：

    “伏审力辞从槖，荣奉真祠。缙绅高勇决之风，当宁惜老成之去。不负所学于夫子，无媿陆宣公；能全大节还故乡，真同赵清献。某受知最厚，赞喜尤深。方当危疑之秋，倍为明哲之贺。曰探车骑，即登门墙。”

首先，“力辞从槖，荣奉真祠”点明了事件核心。“从槖”泛指执掌军国要务的重臣，“真祠”则是宋代授予致仕或罢政大臣的虚衔，使其能领祠禄安度晚年。这表明“张尚书”是主动辞去要职，并获得朝廷优待，得以荣归。其次，“缙绅高勇决之风，当宁惜老成之去”揭示了其辞官引起的社会反响。士大夫阶层（缙绅）赞赏他急流勇退的果决，连皇帝（当宁）也为失去一位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大臣（老成）而感到惋惜。

最关键的线索在于文中使用的两个历史典故：“不负所学于夫子，无媿陆宣公”与“能全大节还故乡，真同赵清献”。陆宣公（唐名相陆贽）以忠贞正直著称，赵清献（北宋名臣赵抃）以清正廉洁闻名。这两个典故，精准地概括了收信人“忠”与“清”两大核心品格。最后，“某受知最厚”一句，揭示了作者王十朋与“张尚书”之间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而“方当危疑之秋，倍为明哲之贺”则点明了时代背景：正值国家处于危难疑虑之际，对方的辞官更显得是一种保全名节的智慧。尤为重要的是，信的结尾“曰探车骑，即登门墙”，更是将这种私人情谊推向了高潮。它表明王十朋的贺意不止于纸笔，更希望能立刻登门拜访，当面慰问。这已完全超越了官场应酬的范畴，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与追随。

         二、史实印证：隆兴二年战和风云中的张浚

将上述文本特征与南宋历史人物对勘，张浚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而隆兴二年的史实，更是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背景。

隆兴二年，南宋朝廷围绕战与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主战派领袖、时任右相的张浚积极部署北伐，他巡视淮上，修筑城垒，招募忠义之士，充实建康、镇江两军达数万人，使得“金屯重兵十万于河南……卒不敢动，反为防我计”。然而，以左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却极力破坏。他们一方面令王之望等人散布“兵少粮乏，器械未备”的言论，动摇军心；另一方面，又指使右正言尹穑等人罗织罪名，弹劾张浚的得力助手如冯方等人，百计构陷张浚“费国不赀”。

在太上皇高宗的干预和主和派的持续压力下，原本决心巡幸建康、锐意恢复的宋孝宗最终动摇。四月初，朝廷决定议和，召张浚回朝。张浚悲愤之下，自请罢去江淮都督府之职。四月二十二日，朝廷正式下诏，罢去张浚尚书右仆射之职，以少师、保信军节度使的虚衔判福州。结合王十朋本人于五月因反对议和被排挤出朝的史实，我们可以推断，《贺张尚书》一文，正是他于隆兴二年四月下旬至五月间，在京城听闻此变后所作。

这一系列事件，与《贺张尚书》的描述完全吻合。张浚的“力辞从槖”，并非功成身退的主动选择，而是在主和派阴谋得逞、皇帝意志动摇下的悲愤请辞。他的“荣奉真祠”，实质上是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结果。因此，王十朋的“明哲之贺”，既是对张浚在巨大政治压力下能保全名节的庆幸，更饱含着对国事日非的无限忧愤。

         三、知遇之交：余干养正堂的最后诀别

解开此谜的最后一把钥匙，在于王十朋与张浚的私人关系，而隆兴二年的最后岁月，则为这段情谊写下了最为悲壮的注脚。

张浚对王十朋有知遇之恩，曾亲笔为其书斋题写“不欺室铭”，勉励他“言行不欺”。王十朋亦将张浚视为政治上的导师和人格上的楷模。隆兴二年五月，王十朋因反对议和，被排挤出朝，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饶州。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罢相的张浚也踏上了南下赴任的旅途。

        隆兴二年秋，这段历史性的交集发生了。六月底，王十朋抵达饶州鄱阳。七月初一，张浚行至江西余干，因病寓于当地宋宗室赵氏养正堂。王十朋闻讯，专程从饶州赶往余干探望，践行了数月前在《贺张尚书》中“即登门墙”的诺言。此时，张浚已病入膏肓。八月二十日，张浚在病榻上，强撑病体，为王十朋重书《不欺室铭》，铭文曰：“泛观万物，心则惟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这二十四个字，是张浚对王十朋的最后期许，也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仅仅两天后，张浚便寝疾不起。当王十朋再至余干，张浚已无法相见，王十朋只能在附近的干越亭徘徊，留下诗文，寄托哀思。

         八月二十八日，张浚忧愤成疾，病逝于余干养正堂。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这句遗言，正是对“不负所学于夫子，无媿陆宣公”最沉痛的诠释。他至死都未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但他以生命捍卫了作为儒臣的忠诚与大节。

        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官职履历、品格风范，还是从隆兴二年具体的政治风波与个人交谊来看，王十朋《贺张尚书》一文中的“张尚书”，都清晰地指向了南宋名相张浚。这篇写于隆兴二年四月下旬至五月间的短札，是王十朋对恩师政治失意却保全名节的复杂心绪的流露。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南宋士大夫在国运飘摇之际的价值追求：他们以陆贽之忠、赵抃之清为理想，即使身处逆境，亦力求“不负所学”“能全大节”。而隆兴二年秋，余干养正堂的最后会面与诀别，更为这段知遇之交增添了无尽的悲壮色彩，为后人理解南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情温度与人格力量的深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