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十朋书信看张栻的贤臣形象

南宋乾道年间，朝政纷繁，人才辈出。时任名臣王十朋与理学大家张栻的交往，是当时士大夫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分析王十朋在不同时期写给或关于张栻的三封书信/赞语，结合朱熹的早期举荐，旨在重构王十朋眼中张栻的立体形象。文章认为，王十朋对张栻的推崇，并非一时之誉，而是基于对其学问德行、政治勇气、治事才能与儒家理想的全面认可。张栻在王十朋心中，是融合了“内圣”修养与“外王”功业的理想贤臣典范，其被外放所引发的朝野震动，深刻反映了乾道年间“善类”士大夫对人才与国事的深切忧虑。

一、引言：乾道士风与张栻其人

南宋孝宗朝乾道年间（1165-1173），是宋金对峙格局下，南宋内部寻求“内修外攘”的关键时期。朝堂之上，主战与主和、君子与小人之间的角力持续不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大夫群体对理想政治人物的期待愈发迫切。张栻（字敬夫），作为抗金名相张浚之子、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刚正的品格，迅速成为士林瞩目的焦点。

乾道三年（1167），大儒朱熹向新任同知枢密院事刘珙举荐人才时，将张栻与汪应辰、王十朋并列为“第一义谛”，并强调“敬夫尤不可后”。这一定位，为张栻的仕途与声誉奠定了基调。而作为同时代的正直官僚与文坛领袖，王十朋对张栻的评价，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更为生动的观察视角。本文将依据王十朋留下的三篇关键文字，剖析其眼中张栻所具备的贤臣特质。

         二、学问操履与刚正风骨：贤臣的基石

在儒家政治伦理中，个人的学问修养与道德品行（即“操履”）是成为贤臣的根本。王十朋对张栻的推崇，首先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在《张侍郎》一文中，王十朋开篇即以“学海渊深，量陂宏大”赞誉张栻，形容其学识如大海般深邃，气度如湖泊般宽广。这并非泛泛的客套之词，而是对其理学修养与人格气象的精准概括。稍后，在写给宰相虞允文的信中，王十朋更是直言“栻之学问操履，举皆过人，在今朝列，少见其比”，将张栻的学问与品行置于整个朝廷官僚体系中进行衡量，认为其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这种评价，与朱熹的举荐遥相呼应，共同印证了张栻在士林中的道德学术地位。

然而，仅有“内圣”之修，不足以成为王十朋心目中的理想贤臣。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刚正不阿的政治风骨同样至关重要。乾道三年末，佞臣龙大渊、曾觌窃取权柄，朝野敢怒不敢言。王十朋在《与张佐司》的信中，满怀激情地记录了张栻的义举：“公首摧其奸，与先正忠献公（张浚）斩范琼、曲端等何异！”他将张栻挺身而出、率先打击奸佞的行为，比作其父张浚当年为国除害的壮举。这一比较，不仅是对张栻政治勇气的最高肯定，也暗示了其家风传承的忠义精神。正因如此，王十朋感叹“天下无贤愚远迩，莫不称快”，并断言“真可为社稷贺也”。在王十朋看来，张栻的“直声”已著，是维系朝纲、提振士气的关键力量。

         三、治事之能与帝王之师：贤臣的功业

         儒家理想强调“经世致用”，贤臣不仅要有德，更要有才。王十朋对张栻的欣赏，同样包含了对其卓越治事才能的高度认可。

在《张侍郎》赞语中，王十朋称赞张栻“居务论思”，能深入思考国家大政；“发明仁恕，盖能绍廷尉之平”，能以仁爱宽恕之心，处理纷繁政务，实现公平正义。这表明张栻具备出色的理论思考与实际行政能力。

而在乾道七年张栻被外放之际，王十朋在写给虞允文的信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张栻不可替代的两种才能：“使之密侍经幄，必能以直道啓迪圣君；使之治剧剸烦，亦能处纷扰而不乱。”前者是“帝王师”的才能，认为张栻可以作为皇帝的近臣和老师，以正直之道引导君主，这正是儒家士大夫最高的政治理想之一。后者是“能臣”的才干，认为张栻可以处理最棘手的事务，在混乱中保持冷静和秩序。王十朋进一步强调，“况其直声已着，中外称贤”，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贤才，一旦被外放，必然导致“有识无不短气”，严重打击朝中“善类”的士气。

         四、振起斯文的崇高理想

超越具体的德行与才能，王十朋更看到了张栻身上所承载的崇高文化使命。在《张侍郎》一文中，他点明了张栻的终极关怀：“欲振起斯文于委靡之余”。这表明，张栻的政治抱负，不仅仅是处理一时一地的政务，而是要在儒道衰微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振作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志向，正是南宋理学家的共同追求，也是王十朋等正直士大夫所寄望的“国之大者”。

         五、结论

综上所述，王十朋眼中的张栻，是一个复合型的理想贤臣形象。他既有“学海渊深”的内在修养，又有“首摧其奸”的外在勇气；既能“启迪圣君”，又能“治剧剸烦”；更重要的是，他怀揣着“振起斯文”的崇高理想。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张栻在乾道政坛的独特价值。

因此，当乾道七年朝廷将张栻外放知袁州时，王十朋的“惊骇”与奋力举荐，便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代表着一种政治理念的坚守。他向宰相虞允文疾呼：“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贤自助”，这既是对张栻个人价值的捍卫，也是对孝宗朝“内修外攘”大业能否成功的深切担忧。通过王十朋的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窥见南宋乾道年间士大夫群体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以及在现实政治挫败中的无奈与坚持。张栻的形象，也因此超越了个人，成为那个时代一面闪耀着道德、勇气与理想光辉的旗帜。

附：相关原始记载

【原始记载一】

乾道三年（1167），刘珙除同知枢密院事，朱熹向刘珙投书举荐汪应辰、王十朋、张栻：“今日之事，政须为其大者。论荐人材，亦有次第。今日远则益州(指汪应辰)，近则吴兴(指王十朋)，皆第一义谛，而敬夫(指张栻)尤不可后。”

【原始记载二】

王十朋《张侍郎（张栻）》：“某官学海渊深，量陂宏大。蚤着士林之望，久膺宸眷之知。居务论思，岂独得臯陶之理；发明仁恕，盖能绍廷尉之平。欲振起斯文于委靡之余，故将顺其美于听纳之际。”从文内赞语与人物契合度看，张侍郎是指张栻，比指张阐、张九成的可能性要高。

【原始记载三】

王十朋《与张佐司（张栻）》：“比闻盗窃枢柄（佞臣龙大渊、曾觌窃取权柄之事），甚于阳虎取宝玉大弓。公首摧其奸，与先正忠献公（张浚）斩范琼、曲端等何异！天下无贤愚远迩，莫不称快。知大贤之有后，况我辈耶？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真可为社稷贺也。某卧病半年，日与死迫。忽被误恩，巳力辞免。更望力赐一言，俾遂所请，甚幸甚幸。”

【原始记载四】

乾道七年（1171）六月，王十朋《与虞丞相（虞允文）》：“某抱病卧家，久废朝谒，懵然不知时事。昨晚忽闻左司张栻差知袁州，不觉惊骇。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某所得知。第以栻之学问操履，举皆过人，在今朝列，少见其比。使之密侍经幄，必能以直道啓迪圣君；使之治剧剸烦，亦能处纷扰而不乱。况其直声已着，中外称贤。一旦外除，有识无不短气。朝廷举内修外攘之政，正当爱惜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贤自助。敢乞於榻前力赐主张，令栻且留旧职，庶几释中外之疑，伸善类之气。某素蒙相公知遇，常愿少効涓埃。属以疾病侵陵，亡从躬伸贱悃。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辄此禀布万一，伏乞钧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