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离之败后的朝堂政争与士风

南宋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朝野上下为之一振。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备受倚重，隆兴北伐的序幕由此拉开。然而，隆兴元年（1163）五月爆发的符离之败，如一盆冷水浇熄了初燃的希望之火。这场军事失利不仅是战场上的重大挫折，更成为南宋政局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终结了北伐初期的迅猛攻势，并引发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围绕国家前途的激烈权力重组和思想交锋。太上皇高宗的幕后影响、宰相汤思退的复起，以及辛次膺、王十朋、胡铨等士大夫以去就相争的抗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图景。

          一、符离之败：从锐意进取到急转直下

孝宗帝对张浚的倚重，是北伐得以启动的关键。他召见张浚时直言“今朝廷所恃惟公”，并采纳其“当及其未发备之”的战略建议，决定出师渡江。然而，这一决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事实上，北伐的决策过程远比君臣一心更为复杂。被倚为长城的张浚，在最初的奏疏中曾坦言：“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并担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认为应“内修政事，外固疆圉……十年之后，事力既备”方可图谋。这番审慎之言，与孝宗的锐意进取形成了微妙张力。

更复杂的背景在于，退居德寿宫的太上皇赵构并无进取之心，且对张浚的忠诚心存疑虑。这种不信任直接体现在权力架构的掣肘上。张浚虽被委以重任，但职位仅为在左右相兼任枢密使后排名第三的枢密使兼前线都督，并无人事任免权，处处受制。正如陆游后来发出的“张公遂如此”的感慨，道尽了张浚在朝中处境的艰难与无奈。

与此同时，宰相史浩不仅在理论上以“帝王之兵，当出万全”为由坚决反对，更在行动上处处设障。他强行命令已收复德顺军的吴璘后撤，其“志专欲亟和，以自为功”的意图，已对张浚的军事规划造成了实质性破坏。然而，孝宗求成心切，最终力排众议，甚至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下令，显示出其急于求成的决心。

战争的初期进展似乎印证了孝宗的判断，李显忠、邵宏渊部接连收复灵壁、虹县，“一月三捷”。但胜利的表象下，宋军内部的矛盾已然浮现。邵宏渊的“无固志”与李显忠的“轻率”形成致命组合，当金军反攻宿州时，宋军因将帅不和而“夜遁”，最终在符离遭遇“宋师大溃”的惨败。符离之败的直接后果是军事上的全面退却，张浚上疏自劾，孝宗下诏罪己，北伐的锐气遭受重创。

符离之败为潜藏的主和势力提供了绝佳的反扑机会。退居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高宗本人素无恢复之志，其“朕在位，失德甚多”的退位宣言，本身就包含了对自身对金政策的辩护。北伐的失败，恰好印证了他“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的保守观点。在此背景下，主张“亟和”的汤思退被重新启用，迅速登上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的相位，标志着朝廷大政方针的根本性逆转。

汤思退的上台，直接导致了主战派的系统性压制。张浚被降职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失去了都督军马的便宜行事之权。王十朋、辛次膺等主战派官员亦因政见不合而纷纷求去，朝廷的政治风向一度从“恢复”转向“议和”。

          二、士大夫抗争：以去就明志的政zhi风骨

在从符离兵败到张浚再相这半年的政zhi逆流中，以辛次膺、王十朋、王大宝等为代表的主战派官员，选择了以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形成了南宋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求去”风潮。他们的行动，是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政zhi理念的生动体现。

         王十朋的孤忠与决绝：作为御史中丞，王十朋的抗议最为激烈。他将北伐的意义提升到“为祖宗陵寝，为二帝复仇”的高度，认为一城一地之失不应动摇恢复大计。他明确表示，朝廷既然惩办了张浚，他作为言官便无颜再居其位，“浚既侍zui，臣岂可尚居风宪之职！”孝宗试图改任其为吏部侍郎以示挽留，但王十朋力辞不就，最终出知饶州。这种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以去就明志的姿态，将其“孤忠与决绝”的政zhi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辛次膺的道义与清醒：参知政事辛次膺的去职，更包含着对政治道义的坚守。他向孝宗坦陈：“臣与思退理难同列”，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办……政恐有误国家耳！”辛次膺的去职，不仅是对新任宰相能力的根本否定，更是出于个人品格的考量。他直言：“汤思退召将至，亦知臣尝疏其奸。臣不引避，人其谓何！”这表明，他与汤思退的矛盾不仅是政见不合，更是长期的政治敌对。

         王大宝的远见与坚守：兵部侍郎王大宝则从政策层面进行抗争。他敏锐地察觉到，罢免督府、核减军饷将导致“患起萧墙”的内乱风险。他三次上疏，力陈恢复乃“国事莫大者”，表现出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坚守政治立场的风骨。

这些官员的集体“求去”，是对汤思退上台后朝廷政治风向逆转的激烈反弹，他们以牺牲个人政治前途为代价，试图唤醒君主，抵制错误国策。

        胡铨对“塞言”政zhi的警示：在众多主战派官员或去或默之际，胡铨以其数千言的奏疏，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他系统性地指出了“政令之阙”与“上下之情不合”的十大弊病，其核心在于警告孝宗不可“以言为讳，而欲塞灾异之源”。

胡铨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援引历史，将当下的政治危机与历代亡国之祸相联系。他沉痛地列举了当初与己一同被召的贤臣张焘、辛次膺、王十朋、王大宝等人相继离去的现实，发出“惟臣在尔”的悲壮呼告。这既是对同道的sheng援，也是对孝宗最后的诤谏。胡铨的抗争，代表了南宋士大夫阶层在逆境中坚守道义、敢于犯颜直谏的最高典范。

         三、朝局逆转与持续博弈：从主和派抬头至张浚再相

符离之败并非隆兴北伐的终点，而是开启了更为复杂的政治与外交博弈阶段。一方面，金人并未因胜利而满足，三月，金帅纥石烈志宁便提出苛刻要求，八月再次遣人“索海、泗、唐、邓、商州之地及岁币”，军事与外交压力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孝宗皇帝虽遭挫折，但恢复之志未完全泯灭。面对金人的步步紧逼和太上皇的牵制，孝宗意识到，唯有抵抗才能为谈判赢得空间。

在经历了半年的政治动荡与反思后，他于十二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召回张浚，任命其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即右相。符离兵败虽在五月，但张浚于十二月升任右相，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深长。这不仅是孝宗对恢复大计的再坚持，更是其政治手腕的体现。张浚的“以战止战”策略，即便在军事上受挫，也在客观上震慑了金人，为宋孝宗稳固皇位、顺利实现权力交接提供了关键助力，避免了南宋在屈辱中完全屈服。

张浚的再相，标志着孝宗在经历挫折后，试图重新平衡朝局，在主和派的牵制下，维系恢复大业的最后希望。这使得隆兴北伐的故事并未在符离画上句号，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艰难的阶段——即在军事失利、朝臣掣肘的困境中，如何重新积蓄力量，谋划下一次的北伐行动。

         结论

符离之败是隆兴北伐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而非终点。它终结了北伐初期的军事攻势，并直接导致了主和派的暂时得势和主战派的严重受挫。然而，金人的持续压力和孝宗内心的恢复之志，使得这场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张浚在十二月被任命为右相，标志着北伐事业进入了新的政治博弈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辛次膺、王十朋、王大宝等人的“求去”与胡铨的激烈抗争，构成了对政治逆流的强大阻力。他们以传统的士大夫风骨，捍卫着国家的尊严与恢复的理想。因此，符离之败后的历史，并非简单的走向和议，而是一个充满反复、挣扎与抗争的复杂过程。

此外，隆兴北伐本身，虽以符离之败受挫，但张浚“以战止战”的初衷与实践，亦为后续的隆兴和议争取了一定的谈判主动，避免了南宋在屈辱中完全被动。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孝宗朝的政治走向，更集中展现了宋代士大夫在国运危殆之际，以个人荣辱进退捍卫政治理想与国家尊严的崇高品格，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并为后续的“隆兴和议”与最终的北伐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