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交与道统：吕祖谦致张栻书中的家族情意探析

摘要：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理学大家吕祖谦作《通张严州启》贺张栻权发遣知严州。此文情感真挚，意蕴宏深，历来被视为同道间的期许与勉励。然而，若将其置于吕、张两家长达数十年的“半生缘”与隆兴北伐失败后的复杂舆论中审视，便会发现其背后更深层、更温润的驱动力——一种交织着家族世谊、政治盟约与道统传承的“家族情”与“家族意”。本文通过梳理吕本中与张浚的旧谊、吕大器与张浚的政治互动，并结合乾道初年的时局，旨在揭示吕祖谦对张栻的“情”与“意”，不仅是理学家的公心，更是家族情感与使命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代际传递与战略呼应。

关键词：吕祖谦；张栻；张浚；乾道三年；家族情谊；道统责任

一、引言：一封书信背后的历史纵深

吕祖谦《通张严州启》开篇即言“伏审温诏起家，仁声先路”，文末则以“委陋质于斧斤，尚赖琢磨之厚赐”作结，全篇情感饱满，逻辑严密。吕祖谦将张栻权发遣知严州的意义，从一地之福祉提升到“斯文兴废”的高度，赋予其“独任春秋之责”的使命。这种超乎寻常的期许，若仅从“东南三贤”的同志之谊来理解，尚不足以完全解释其情感的浓度与思想的重量。

历史的线索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此启作于乾道三年（1167年），正值南宋政坛一个微妙而沉郁的时期。三年前，即隆兴元年（1163年），张栻之父张浚作为排名第三的枢密使兼都督在前线都督了隆兴北伐。然而，这场战争并非一场单纯的军事失利，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宫廷博弈。太上皇赵构对张浚的忠诚心存疑虑，处处掣肘，仅授其都督之名而无人事任免之实，导致前线指挥失灵。最终，符离之败（隆兴元年五月）虽是事实，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内耗。正如陆游“张公遂如此”的感慨，道尽了张浚在逆境中的无奈。值得注意的是，张浚的“以战止战”策略，虽在军事上受挫，却在战略上为孝宗政权争取了主动，并成功抵御了金国两次索要失地的要求，其功绩在同年十二月升任右相时得到某种程度的承认。正是在这样功过交织、舆论混乱的背景下，张栻于丁父忧期满后，被宋孝宗初次启用，出任权发遣知严州。这一任命，并非外放贬谪，而是孝宗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对张浚之后代与主战派力量的一次重要扶持与试探。因此，吕祖谦的这封信，既是对张栻重返政坛的祝贺，更是在同志受挫、理想蒙尘的艰难时刻，为其新仕途指明方向、凝聚力量的精神檄文。

          二、乾道三年的时局与背景：新起点上的重托

要理解《通张严州启》的深意，必须先把握乾道初年的政治气候。孝宗皇帝即位之初，锐意恢复，重用张浚。然而，其父太上皇赵构无进取之心，且对“以战止战”的张浚疑虑重重，这为隆兴北伐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北伐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无能，不如说是张浚在赵构的严密掣肘下，试图“以战止战”以争取外交主动权的悲壮尝试。

        符离兵败后，朝中议和之声甚嚣尘上，对张浚的“讥评交兴”也达到了顶峰。但孝宗深知其中内情，故于同年十二月反升张浚为右相，以示支持。张浚的去世，使主战派失去了精神支柱，而那些对其战略意图不甚了了、或受议和派影响的人，则将失败的责任尽数归于他一人。到乾道三年，张栻作为张浚的儿子，即将踏上仕途的起点，他不仅要背负父亲“失败”的标签，更要在这种被歪曲的舆论环境中为父正名，为自家所信奉的“以战止战”的经世之道正名。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未合而窒于物情”的时刻，吕祖谦挺身而出，写下这篇启文。其目的，是在张栻新官上任之际，为其正名、鼓劲，并重新凝聚同道的力量。吕、张两家的“半生缘”，在这一刻，从温润的家族情谊，升华为抵御政治寒流、澄清历史是非的战略同盟。

         三、世交之谊：家族情感的奠基与传承

吕、张两家的渊源，始于吕本中与张浚的“福州旧谊”。绍兴年间，张浚一度落职，与当时在福州的吕本中过从甚密。这段交往，奠定了两家“世交”的基石。它并非基于一时之利的政治攀附，而是建立在人格欣赏与学问共鸣之上的纯粹情谊。

这份情感，如同一颗种子，在吕氏家族中代代相传。吕大器作为吕本中的从子，对父辈的这段友谊必然耳熟能详。当历史的车轮滚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社稷震动，“国难思良将”的呼声将张浚再次推到历史前台。此时，在朝中担任仓部郎中的吕大器，其内心涌动的，不仅是臣子对国家栋梁的期盼，更有晚辈对父辈故友的关切与支持。

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吕大器外放知黄州，恰好位于张浚主导的江淮防务前沿。这并非偶然的人事安排，而是时代将吕大器推向了支持张浚的政治位置。吕祖谦代父所作的《代仓部知黄州通张魏公启》等文，正是这一政治与情感互动的直接见证。在这些文书中，吕大器（通过吕祖谦之笔）向张浚表达了“久矣乡风，于焉效役”的敬意与支持。至此，吕、张两家的关系，从上一辈的“世交之谊”，发展为这一辈的“政治盟约”。吕祖谦亲身参与其中，深刻理解并继承了这份家族情感，并在乾道三年的关键时刻，将其传递给刚刚开启仕途的张栻。

         四、道统之责：家族使命的升华与托付

张浚于隆兴二年病逝，其恢复中原的壮志未酬，成为南宋士人心中巨大的“恨”。当张栻于乾道三年丁忧期满、初次出仕，他背负的不仅是自己的才华，更是父亲张浚“传世精忠”的遗产。吕祖谦对张栻的“情”与“意”，正是在张栻人生新起点上，完成了从家族情谊到道统责任的升华。

   首先，是“家族情”的深化与共鸣。

《通张严州启》中的“不胜朝夕之思”，不仅是朋友间的思念，更带有晚辈对先辈故友之子的特殊关切。文中那句沉痛的“思少伸于此恨，顾将付于何人？”，其情感源头，正是吕大器那一代人对张浚功败垂成的共同遗憾，而这份遗憾在隆兴北伐失败后，因世人误解而显得尤为刺痛。吕祖谦将这份父辈的“恨”继承下来，并找到了寄托的对象——张栻。他视张栻为完成父辈遗愿、澄清历史谬误的唯一希望，这份情感，因家族记忆的注入而显得格外厚重与真挚。

         其次，是“家族意”的明确与加冕。

吕祖谦对张栻的期许，实质上是吕、张两家共同政治理想的延续。他赋予张栻“独任春秋之责”，这既是理学家的公论，更是盟友后代的托付。文中“惟魏国既行而复尼，惟衡山有韫而莫施”，将张浚与张栻的命运并置，明确指出张栻承担的是“二责”——一为父责，二为道责。这双重责任，正是吕、张两家两代人共同背负的使命。

吕祖谦在文中为张栻指明的道路——“尊其所闻，奠而后发”、“临事而惧”、“视民如伤”，既是对张栻的劝勉，更是对张浚“以战止战”战略意图的深刻辩护与补充。他希望张栻能以更稳健、更无可挑剔的施政成绩，来证明其父辈理想的正确性，从而洗刷因政治内耗而蒙受的不白之冤，最终实现“使羣议蔑毫发之隙，则吾道增丘山之崇”的终极目标。这里的“吾道”，已不单是理学之道，更是吕、张两家共同信奉并为之奋斗的“精忠报国”之道。

        五、结论：家族纽带下的道统传承

吕祖谦《通张严州启》是一篇将个人情感、家族记忆与时代使命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其背后涌动的“家族情”，源于吕本中与张浚的福州旧谊，经由吕大器与张浚的政治互动，最终由吕祖谦在乾道三年（1167年）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传递给刚刚丁忧期满、重返政坛的张栻，形成了一条温暖而坚韧的情感纽带。其背后承载的“家族意”，则是两家人共同的“精忠”理想与“斯文”责任，在张浚身后，由吕祖谦郑重地托付给了张栻。

因此，吕祖谦对张栻的“情”与“意”，超越了普通的学者交游。它是一种根植于家族历史、淬炼于国难时局、升华于道统理想的复杂情感与责任，它更是在为一位被时代误解的悲剧英雄正名，并为其子开启的仕途注入精神力量。这封信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南宋理学家的精神世界，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片，让我们得以窥见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家族网络如何成为政治理想与学术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吕、张两家的“半生缘”，最终凝结为吕祖谦笔下的千言万语，成为南宋士大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最生动、最感人的注脚。

附件：

吕祖谦《通张严州（张栻）启》：“伏审温诏起家，仁声先路，四封驩动，不胜朝夕之思。一世观瞻，独任春秋之责。敬陈悃愊，上彻崇严。恭惟某官：传世精忠，潜心正学，弥纶开济，尚期素定于胷中；牧养拊摩，亦何劳于掌上。然君子之诚本无息，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诸贤，固尝有志，或逺近未孚而夺于时命，或内外未合而窒于物情。讥评交兴，疑信相半。思少伸于此恨，顾将付于何人？歴访缙绅，咸推墙仞。惟魏国既行而复尼，惟衡山有韫而莫施。今兹一来，任是二责，实系斯文之兴废，岂徒阖境之戚休？必将尊其所闻，奠而后发；临事而惧，佩洙泗之格言；视民如伤，奉涧瀍之遗训。使羣议蔑毫发之隙，则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乡风，于焉效役，冩拙诚于简牍，敢为骈俪之虚辞；委陋质于斧斤，尚赖琢磨之厚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