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鼐同心：胡铨视域下的张浚形象与南宋主战派精神传承

南宋绍兴、隆兴年间，国势飘摇于金兵铁蹄之下，朝堂之上主战与主和两派激烈交锋。胡铨与张浚，一为铮铮谏臣，一为抗金统帅，在历史洪流中结成道义之交，以“恢复中原”为共同志业。而庐陵文脉的传承者杨万里、周必大，则以《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戸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胡铨）行状》与《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胡铨）神道碑》碑记为载体，将这段历史凝为不朽的精神丰碑。

一、胡铨视域中的张浚：主战派的精神旗帜与道义之交

胡铨视张浚为抗金事业的核心领袖、政治立场的坚定同道，以及同经患难的精神知己，其形象承载着南宋主战派恢复中原的共同理想与牺牲精神。

1、精神领袖：主战派的政治旗帜

胡铨与张浚同属南宋主战派核心阵营，两人均以抗金复国为毕生志向。胡铨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支持张浚抗金大业的“南宋四名臣”，与张浚在政治立场上高度一致，共同反对议和政策。张浚作为宋高宗、孝宗两朝宰相及抗金统帅，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是胡铨心中主战派的精神旗帜。

2、战略同道：抗金理念的契合与实践

张浚的军事理念深刻契合胡铨的恢复主张。张浚以军事力量为抗金根本，其强硬策略被胡铨北伐主张高度认同。张浚、胡铨力主北伐、反对妥协的政治诉求完全一致，宋孝宗即位后提拔张浚为北伐统帅，胡铨作为主战派骨干，必然视其为实现抗金理想的关键人物。

3、患难相护：政治高压下的精神共鸣

两人均因主战立场遭受主和势力的打压和排挤。秦桧排除异己打压主战派，太上皇赵构忧心张浚不忠处处掣肘，而张浚作为主战派领袖首当其冲，胡铨亦因激烈反对议和被贬谪。这种在政治高压下坚守信念的共同经历，使胡铨对张浚的刚毅品格产生深刻认同。张浚在宋高宗朝几度起落却始终不坠抗金之志，其坚韧形象在胡铨心中应兼具战友与榜样的双重意义。

4、公义相维：胡铨与张浚的道义支撑

胡铨对张浚的支持，根植于抗金大业的坚定立场。绍兴五年（1135年），张浚都督诸路兵马，辟胡铨为荆湖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二人初结政治纽带。隆兴元年（1163年），当主和派王之望、尹穑在朝堂排挤张浚时，胡铨“廷责之，闻者称快”，力陈罢张浚兵柄。这种公开辩护不仅是对张浚抗金功业的认可，更是对“主战派”阵营的道义支撑。。胡铨认为“今张魏公（张浚），陛下之莱公也。愿早定计。”不应弃张浚二与金议和。杨万里在《胡铨行状》中详述张浚“持胜”“纳谏”“营田”之策，字里行间透出对张浚战略眼光的推崇

         5、诤友之责：超越私谊的公义坚守

胡铨与张浚的交谊，超越私人情谊而直指公义。杨万里、周必大都记载：张栻因父功获赐三品服，胡铨奏称：“君子爱人以德”，直言“虽与忠献善，然朝廷名器不可轻授”此举“非全张浚”，缴奏封还。此举展现胡铨“不徇私”的刚直品格。太上皇后改称“教旨”为“圣旨”，胡铨引《周易》“乾元”“坤元”之辨，警示“如太上皇帝何”，孝宗答“奉亲之过，朕当自受”，以维护皇权秩序的严肃性。这些史实经由杨万里撰写的《宋故资政殿学士胡公行状》得以传世，成为胡铨“公忠体国”的明证。

         二、文脉传承：杨万里、周必大对胡张同道的历史书写

胡铨对张浚的敬仰，不仅体现于政治立场的一致，更升华为超越私谊的公义坚守。杨万里《行状》与周必大《神道碑》所载的‘缴奏封赏’‘争称谓’等事，正是这一同道的生动注脚。

1、杨万里《行状》：从个体事迹到精神符号

胡铨与张浚的道义之交，在庐陵后学笔下升华为精神符号。杨万里作为胡铨同乡后辈，以《行状》详录胡铨生平，尤其突出其“廷责主和派”“力保张浚兵权”等关键事件，使胡铨“刚肠嫉恶”的形象跃然纸上。

2、周必大碑铭：道义之交的永恒固化

周必大则以碑铭形式固化这段历史。作为南宋文坛领袖，他与杨万里交游甚密，共倡庐陵文化。在为胡铨撰写的神道碑中，周必大不仅记载胡铨“缴奏张栻封赏”“争太上皇后称谓”等事，更强调其“持志不懈”的恢复之志，与张浚“平乱御侮”的功业交相辉映。

         3、历史回响：鼎鼐同心的文化价值

胡铨与张浚的互动，在杨万里、周必大的书写中形成三重维度：  

         政治维度：胡铨“廷责主和派”为张浚扫障，张浚辟胡铨入幕府共筹抗金；

人格维度：胡铨“缴奏张栻封赏”显公心，张浚“纳谏营田”展胸襟；

文化维度：杨万里《行状》、周必大碑铭将二人功业纳入“庐陵五忠一节”传统。

综上，杨万里以《行状》存史，周必大以碑铭铸魂，使胡张同道从个体道义升华为庐陵“文章节义”的文化符号，与“三千进士冠华夏”的文脉传统交相辉映。胡铨与张浚的鼎鼐同心，是南宋政坛“公忠体国”精神的绝唱。胡铨以刚直谏诤撑起主战派脊梁，张浚以戎马倥偬践行恢复之志；而杨万里以《行状》存史，周必大以碑铭铸魂，使这段同道在庐陵文脉中永续。胡铨与张浚的鼎鼐同心，经杨万里、周必大的历史书写，终成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图腾。

附一：杨万里《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戸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胡铨）行状》载有：

1、绍兴五年，忠献魏国张公浚（张浚）都督诸路兵，辟公（胡铨）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改荆湖南路提刑狱司干办公事。召赴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赐对便殿，公（胡铨）论持胜及纳谏及及营田事。

2、隆兴元年七月，上以旱蝗星变，诏问阙政。公（胡铨）请勿徼福于佛老之教，而躬行周宣忧旱之诚，戒监司、守令有贪残者必罚，是应天以实。公（胡铨）因论纳谏曰：“今朝廷之士，以缄默为贤，容悦为忠，道路相传。近日台谏论事，朝廷谓为卖直，臣未知信否？夫卖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谓姜公辅为卖直，出此一言，忠臣结舌，驯致兴元之变，所谓一言丧邦者也。愿陛下以德宗为戒，以太祖皇帝欲拜昌言为法。”上曰：“非卿不闻此。”

3、隆兴元年九月，金人求更成，大臣欲从之。公奏曰：“彼知陛下锐意兴复，移书请和，非甘言诱我，即诡计缓我尔。愿鉴前车之覆，益修守备，益张吾军。”上曰：“朕有二说，然不移：一则中原归附之人，决不可遣；二则中外名分，决不可乱。又曰：边事倚张魏公（张浚）。”乃对曰：“陛下至诚如此，何忧强敌？愿持之以不懈。绝口不言和字。”上曰：“卿忠直如此，朕甚喜。”

4、隆兴元年十月，张栻召对，赐三品服。公言君子爱人以德，今赐张栻服章，非爱之以德也。其父张浚决不肯使之轻受，张栻亦有守决不肯妄受，恐或议张浚，非全张浚也。

5、隆兴元年十一月，上以和戎之利病，遣使之可否，礼文之后先，土疆之取予，下廷臣杂议。公议曰：“国家与金人讲觧，覆辙亦可睹矣。京都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圣播迁，自何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自秦桧主和。国家罹金人之祸，何尝不以和哉？议者乃曰：阳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又向来权臣欺君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则上下偷生，将士觧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安能战乎？”大臣见之，相顾失色。于是益忌公，且欲夺魏公（张浚）兵柄。公复沮其议，除宗正少卿。公请补外，不允。尝递宿玊堂，上问曰：“金人汲汲欲和，闻其势窘甚。”对曰：“近有自淮甸来者，云金人闻近陛下力任张浚，所以汲汲欲和。臣愿陛下委任勿疑，则恢复可必。”上曰：“善。”公又申前请，上曰：“卿久在瘴乡，而略无瘴色，天右直谅，卿未宜去。兼国子祭酒。因见公言：往年睿欲移跸建康，不可但已。”上曰：“澶渊之役，当时有劝幸蜀及江南，惟莱公决。”公曰：“今张魏公（张浚），陛下之莱公也。愿早定计。”上曰：“善。卿直谅，四海莫不闻，不可言去。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吿朕。”公言：“晋开运之末，有陈友者，杀李璘之父。国初，璘遇友于途，手杀之而自言。鞫之得实，太祖壮而释之。臣愿陛下坚复雠之志，以不忘太祖之训。”上在讲筵，谓公曰：“卿之学术，士所甚服。因及此日文士如苏轼、黄庭坚者谁与？”对曰：“未见其人。诗人如张耒、陈师道者谁与？”对曰：“太上时如陈与义、吕本忠，皆宗师道者。”上曰：“如韩驹、徐俯，皆有诗名，卿可广访其人。”退而乃荐王廷珪、朱熹、杨万里、周必正、弟镐、犹子昌龄、籍云。除兵部侍郎。

6、十一月，邉鄙有衅，诏改北郊，用来年正阳之月，大雩之辰。公稽叅礼经及国朝故事，陈不可者十。宰相汤思退、参政王之望等坚主和议，遂罢张魏公（张浚）兵柄。胡铨又力争之，于是大臣皆不悦，遂除措置浙西淮东海道。

附二：周必大《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胡铨）神道碑》载有：“…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穑皆主和，排张忠献公（张浚），公（胡铨）廷责之，闻者称快。兼权中书舍人，特升同修国史。公虽与忠献善，及其子栻赐金紫，则谓不当如待勲臣子，缴奏之。太上皇后改称教旨为圣，公奏：‘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今乃一之，如太上皇帝何？’上曰：‘奉亲之过，朕当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