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长沙“五遂堂”墨帖与方耕道、真德秀对张浚朱张道统的守护

一、方耕道（方耒）、真德秀生平

1、方耒，字耕道，号困斋，兴化军莆田县人。方耕道（方耒）师事朱熹于建安。

乾道二年（1166），方耕道（方耒）登进士第，任潭州善化县（今属湖南）尉。张栻与朱熹同为道学大师，方耒得其真传，造诣颇深。

方耕道（方耒）调湖南潭州，因朱熹谒张栻，张栻深器之。方耕道（方耒）“以直道待南轩，在幕府中无阿辞。”张栻尝曰：“友朋之足与共生死祸福者，耕道也。”

张栻复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诸蛮感悦。

张栻帅荆南（知江陵府兼湖北路安抚使），辟方耕道（方耒）及游九言（字受斋）为属，曰：“是二人者，能攻吾过。”张栻礼遇诸将，得其欢心。

志书曰：“复谒张南轩，南轩深喜之，谓‘世之可与共生死、同祸福者，（方）耒一人耳。’后南轩帅荆南，辟（方）耒及游九言为属，曰：‘是二人者，能攻吾过失。’（方）耒感激知己，遇事无隐。”  

《宋元学案·县令方先生耒》载：“先生为南轩之客，亦与朱子共讲学。以直道待南轩，在幕府中无阿辞。”

张栻复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冲佑观。张栻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义又笃，为学重义利之辩，与朱熹及方耕道（方耒）交谊甚笃。张栻著有《易说》、《论语解》、《孟子说》及《南轩集》传世。

方耕道（方耒）改任攸县（今属湖南）知县。邑有茅将军祠，愚民岁取子女杀以祭，名曰：“乐神”。方耒始至，牒诸保取藁于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绝。方耕道（方耒）终宣教郎，知连江县，卒于官。

2、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景希），号西山，福建浦城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学正、校书郎、起居舍人、泉州知州、隆兴府知府、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嘉定、宝庆间，因直言攻史弥远而被落职罢祠，退居西山精舍著书；史弥远死后复起，端平二年（1235）病逝，谥“文忠”。

3、嘉定十五年至十七年（1222-1224），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方耕道（方耒）时居长沙，得以亲承讲论。真德秀在任期间“罢榷酤、免和籴”，方耕道（方耒）亦参与赈恤、劝农诸事，二人同以“正心修身”相砥砺。

二、真德秀为方耕道作《跋张魏公（张浚）五遂堂（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陈勇）墨帖》

嘉定十五年至十七年（1222-1224），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方耕道（方耒）时居长沙，得以亲承讲论。真德秀在任期间“罢榷酤、免和籴”，方耕道（方耒）亦参与赈恤、劝农诸事，二人同以“正心修身”相砥砺。

方耕道喜收藏先世手泽，曾将张浚手书“五遂堂”墨帖装裱成卷，请真德秀题跋。

据真德秀（1178-1235）《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刊本（卷三十六），《跋张魏公（张浚）五遂堂（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陈勇）墨帖》的原始文字如下：“张忠献公（张浚）以“五遂”名堂，书曾子之言以遗后人，其意深矣。忠献（张浚）平生以忠孝大节自砥砺，观其大议朝廷，细训子弟，无非本于敬以直内之学者。凡所书翰，皆有关于世教，而此帖尤章明较著者。吾友方耕道（方耒），忠献诸孙也，装潢此帖，以示予。予既为之书其后，又疏其说，以遗耕道之子若孙，使知忠献之所以垂训者，不徒翰墨而已，且将与有志于正心修身者共勉焉。懿哉！曾子之论孝也，世人知“不得于亲”之为非孝，亦孰知夫“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陈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于事亲，若无所与，而曾子云尔者，盖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谓“全”者，岂独四支百体之备而已？有是形则有是性，举天下之善无不具焉。自居处必庄以至于战陈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则为亏其性，亏其性则为辱其亲矣，尚安得为孝乎？然曾子于此，必总之以“敬”之一辞者，善具于性，而主之者心也；是心常存，然后能不失其性。故敬则五者皆遂，不敬则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战战兢兢，至于启手足而后知免”也。或者乃以“战陈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于有生之初，习射御于幼学之际，凡皆为武备设也。孔子曰：“我战则克。”圣门高弟执干戈以卫宗国，班班见于传记。为人臣子而不知兵，临敌苶然，忠勇俱丧，又安得为孝乎？愚故推明忠献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诸孙友民，相与共勉焉。”

方耕道作为儒学复兴和理学传承关键推手张浚（封魏国公，谥忠献）之孙辈（被称为“忠献诸孙”），真德秀在篇中借曾子“五不遂”之孝论，阐发张浚以“五遂”名堂之旨：以“敬”统摄庄、忠、敬、信、勇五德，俾使子孙“正心修身”，文武兼备，忠孝两全。

三、方耕道、真德秀对张浚朱张道统的守护

真德秀与方耕道的交往，以张浚“五遂堂”墨帖为核心载体，展现了南宋理学传承中思想共鸣与道义担当的深层联结。以下从交往过程、题跋要义及理学传承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交往过程：潭州共事与道义相契

1、同僚共事，砥砺德行  

嘉定十五至十七年（1222-1224），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方耕道时居长沙。二人共同参与地方实务，如“罢榷酤、免和籴”等惠民政策，并在赈恤、劝农等事务中协作。真德秀以“正心修身”相勉励，方耕道则以直道辅佐，形成“以实学济世”的共事关系。  

此阶段交往不仅是行政配合，更是理学精神的实践呼应——真德秀推行儒家仁政，方耕道以“直道待南轩”的刚正品格延续其师张栻的为政之风，二人志同道合。

2、墨帖题跋：文化传承的深度互动  

张浚"五遂堂"贴具儒家内涵，他以"五遂"（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陈勇）名堂，源自曾子"敬"的修身思想。真德秀在跋文中强调"敬则五者皆遂，不敬则五者皆失"，呼应其任湖南时"正心修身"的施政纲领。特别针对"战陈勇"的辩驳（"战陈非儒者事"之疑），结合南宋抗金背景，体现张浚、真德秀等士大夫对文武合一的重视，与张浚抗金名相的身份高度契合。

方耕道作为儒学复兴和理学传承关键推手张浚（封魏国公，谥忠献）的孙辈（被称为“忠献诸孙”），珍藏张浚手书“五遂堂”墨帖，并装裱成卷，特请真德秀题跋。此举既为彰显先祖遗训，亦因真德秀身为理学重镇，能精准阐发张浚思想精髓。真德秀欣然应允，不仅作跋，更“疏其说”详加阐释，题跋后赠予方耕道子孙，寄望共勉。  

此互动超越普通文人雅集，是理学家族与学术领袖对先贤精神的共同守护与传播。

（二）题跋要义：以“敬”统摄五德，重塑忠孝观

真德秀在《跋张魏公五遂堂墨帖》中，围绕张浚所书曾子“五不遂”之论（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陈不勇），层层递进阐发其深意：

1、“敬”为枢纽，贯通五德  

真德秀指出，张浚以“五遂”名堂，实则是以“敬”统摄庄、忠、敬、信、勇五德：“敬则五者皆遂，不敬则五者皆失。”他强调“敬”是存心养性的根本，唯有持敬，方能全性尽性，实现儒家理想人格。此论直承程朱理学“主敬”思想，将张浚的实践智慧升华为理学心性论的核心命题。

2、忠孝一体，文武兼备  

破除狭隘孝道观：真德秀驳斥世人仅以“不得于亲”为非孝的浅见，提出“五不遂”皆亏性辱亲，孝道需贯穿立身、事君、为官、交友、战阵等全部实践领域。  

为“战陈勇”正名：针对“战陈非儒者事”的质疑，他引孔子“我战则克”、圣门弟子执干戈卫国的史实，强调“为人臣子而不知兵，临敌苶然，忠勇俱丧，安得为孝？”力证文武兼备乃儒家真精神，呼应南宋抗金背景下的务实学风。  

此论将张浚的忠勇实践与曾子孝道融合，构建了“忠孝同源、文武合一”的理学价值观。

3、垂训子孙，承继道统  

真德秀明确题跋目的在于“遗耕道之子若孙”，使其知张浚遗训“不徒翰墨而已”，更在于“与有志于正心修身者共勉”。他呼吁方氏子孙以“敬”修身，践行五德，使张浚精神“世其家”。此语既是对方耕道家族的期许，亦是对整个理学群体传承使命的召唤。

（三）理学传承：敬仰先贤与道统自觉

1、对张浚、张栻、朱熹的集体敬仰  

张浚（忠献公）：真德秀称其“以忠孝大节自砥砺”，书翰“皆有关于世教”，视其为理学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典范。方耕道作为张浚后裔，珍藏墨帖、请跋题字，本身即是对先祖功业与思想的崇敬。  

张栻（南轩）与朱熹：方耕道师事朱熹、受知张栻，刘克庄评其“以直道事南轩”，黄干赞其“直道”得张栻包容，体现二师对其人格的塑造。真德秀在题跋中呼应朱熹“主敬”说，亦是对朱张道统的自觉继承。

2、传承作为：实践与阐扬的双轨并行  

实践层面：真德秀在潭州推行仁政，方耕道参与实务，延续张栻“帅荆南”时“礼遇诸将”的务实作风，将理学精神转化为惠民之政。  

阐扬层面：真德秀借题跋将张浚的“五遂”实践系统化、哲学化，赋予其理学心性论内涵；方耕道则通过保存先贤手泽、联结道学网络（如与刘克庄、黄干往来），成为理学文献与精神的守护者。  

二人合作使张浚的“忠献”精神、朱张的理学思想通过墨帖这一载体，实现从家族记忆到公共文化符号的升华。

结语：道义共同体的历史镜像

真德秀与方耕道的交往，以张浚墨帖为媒介，构建了“先贤垂训—后学阐发—家族传承”的立体传承网络。真德秀以“敬”统摄五德的题跋，既是对张浚精神的哲学提炼，亦是对朱张道统的创造性发展；方耕道则以直道践行、文献守护，成为联结张浚、张栻、朱熹与真德秀的关键纽带。二人的互动，映射出南宋理学群体在政治逆境中，通过文化认同与道义担当，维系学术命脉的深层努力，堪称理学传承史上的典范性个案。

附：方耕道与朱熹、黄干、刘克庄、真德秀的往来书信

1、朱熹（四篇）

朱熹（一）《答方耕道耒》：“开喻详悉，足见进学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强毅之资，厉志于此，何患于不得？然以愚见论之，词气之间似犹未免迫急，而于所谓‘平心和气、宽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处也。愿更于日用语默动静之间，自立规程以深务涵养，毋急迫效，要以气质变化为功。若程夫子所谓‘敬’者，亦不过曰：‘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不慢不欺’而已。但实下功夫，时习不懈，自见意味，不必悬加揣科，著语形容，亦不可近舍显然悔尤，预忧微细差忒也。其他尚多有可论处，来书偶留坟菴，不能尽记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学问之道，不敢自是，虚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闻，便著言语撑拄过去，则终无实得矣。”

朱熹（二）《答方耕道》：“示问详复，具审比日进学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顾浅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虚也。向者妄谓“自立规程”，正谓“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不慢不欺”之类耳。此等虽是细微，然人有是身，内外动息，不过是此数事，其根于秉彝，各有自然之则。若不于此逐一理会，常切操持，则虽理穷玄奥，论极幽微，于我亦何干涉乎？“弘毅”之云，虽圣贤所示之要，然恐其间更须细密方有实用于功处；不然，则所谓“只作一场话说，务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谓“有所见然后有所主”，则程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为敬有待于见乎？见有待于敬乎？果以徒然之敬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长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间亦必有《遗书》本子。暇日更求此二书，反复熟读，不计近功，则智当益明，而有以审乎此矣。前书所谓‘舍显过忧小失’，正谓‘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之类；舍此忧彼，则为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谨之于微，不使至于形显，则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难践，则非所谓‘切问而近思’耳。”

朱熹（三）《答方耕道》：“老兄以明敏果决之资，挟凌高厉远之志，士友间所难得。今兹需次，暂得闲日，所宜潜心味道，益进所学，以副区区期望之意。向来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简；又每有自喜之材，独任己见之意。今当小立课程，而守之以笃，博穷物理，而进之以渐；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诸人以为善，则德之进也不可御矣。爱慕之深，不觉缕缕，幸恕僭易也。”

朱熹（四）《与方耕道》：“问礼之意甚善，顾浅陋何足以议此？旧所遵守者，温公《书仪》、程氏《新礼》耳。两书想皆见之，择其善者可也。嘉礼有日，本合遣人致区区，适此期惨，不得如愿，想能亮之。承许改月来访，幸甚幸甚！所喻南轩病症，极令人忧念。旦夕专人候之，当并拜状也。幕客正要蚤晚从容，密罄忠益，来喻乃欲公厅搢笏，纳劄诵言，殊不成举措，闻之骇叹。如是乃是专欲引善归己，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况如此，则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难处。区区愚虑，深为老兄忧之。方念正论衰息，吾党甚孤，正当凡百详审，委曲调护，使人无可指议，乃为尽善。若以小故先自乖离，外激众怒，内致群议，殊非策之得也。况向来所辟两人，游（九言）已望风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做，岂不大损主人声望，至来喻所谓官吏纵驰，此亦当以渐整顿，岂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宽，恐南轩自有规模。若一向纠之以猛，恐非吾辈所讲之意。更请裁之，勿为过举，幸甚幸甚。”

2、黄干《跋方耕道书》：“余尝闻方耕道为南轩先生之客，有遗憾焉。及闻李君子谓之语，具道一时相予之意，然后知传者之妄也。子谓出示耕道手书，敬服其议论改排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轩，而南轩能容之，子谓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宾主规谏之难久矣。岂其遇合自有时耶？余为之三复而三叹息。开禧丁卯（1207）春社，长乐黄幹书。”

3、刘克庄《跋朱文公（朱熹）与方耕道帖》：“受学朱、张之门，文公性方峻，与他人言，多勉其刚烈激发，而与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合缓。若耕道者，可谓直谅之友矣。”

4、真德秀《跋困斋方公耕道（方耒）事实》：“困斋方公爱君忧国之忠，守道固穷之操，皆足为一世人豪，而扼于秦氏，弗获究其蕴，士类惜之。方是时，元勋巨德，内外倚重莫如忠献张公；高文粹学，正论姱节，莫如吕紫微、胡衡麓与横浦、澹庵数君子。困斋皆从之游，情若金石，而忠献知之特深，则公之为人可识矣。公既连蹇以终，其后亦稍不振；独从孙友民，文采甚蔚，气概弗群，盖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岂易至哉？有问学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充其实，然后它美可贵也。友民其勉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