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定力与制度创新：张浚、赵开川陕货币财政金融改革的历史镜鉴

                                                                          ——张浚、赵开的通胀治理与奠基性贡献  

一、历史背景：张浚经略川陕和重用赵开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五月初三，宋高宗赴建康途径常州，张浚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全权负责所有川、陕以及京西、湖北、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表明南宋最高统帅对用兵陕西牵制金军的战略和决心，实施“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的处置战略。不久，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被认为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七月，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从行在江南东路首府建康出发赴川陕开辟新战场，从建康出发至荆湖北路的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再沿汉水而上。八月，张浚到京西南路首府襄阳。九月，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所部全权负责所有川、陕以及京西、湖北、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的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使的张浚在布防完成荆湖北路及鄂州、京西南路及襄阳后，来到利州路治所的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十月，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使张浚承制以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赵开兼宣抚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隶属于宣抚司。十一月一日，张浚快马加鞭经陈仓道出行关、陕。五日，张浚出秦岭来到秦州，置宣抚处置使司于此。其时，因西军赴京勤王、金军攻城扫荡、史斌称帝叛乱、曲端不受王庶节制等重大事件，历经战乱后的关陕地区城垒瓦解、粮秣殆尽、诸军各自为政、防务空虚，可以说是无军马、无治理、无粮草，史载：“张浚询之诸州守臣，历年所储资实皆因军兴而为王瓁、杨可弼、李君陈等奉王庶、卢法源、曲端、王似等帅臣之命而支耗几净。”十二月，张浚于秦州命宣抚处置司随军转运使赵开推行财政改革：恢复陕西五路铜钱流通，发行新纸币“钱引”支持军需；同时实施推行“贷民赋五年（允许农民五年免息借贷官粮）”政策稳定民心。赵开更利用茶盐专mai的收益，仅用一月便筹得粮食10万斛（按宋制一斛约75公斤计，共计约750万公斤粮食），保障了秦陇驻军供给。

面对“历年所储资实皆因军兴而支耗几净”的绝境，张浚以“中兴当自关陕始”的战略远见，在军事危局中首创“总领财赋”制度，委派赵开专理四川财赋，通过制度创新与精准施策，既纾解了财政困局又遏制了通胀风险。这场八百年前的治理实践，为现代国家平衡财政安全与经济稳定提供了深刻镜鉴。

二、历史语境：战时危机下的改革动因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金兵南侵致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川陕作为抗金战略支点，其经济治理关乎存亡。宋军驻屯川陕前线，军需供应完全依赖四川。然传统官营酒业腐败丛生、收益低微，民营酒业则偷税漏税严重，财政体系濒临瓦解。同时，纸币“钱引”因滥发而剧烈贬值，通胀失控危及民生。

张浚以川陕宣抚处置使身份总揽军政大权，通过“听便宜黜陟”制度实现高效决策，形成兵民财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命赵开总领财赋，以“固本培元”为战略定力，拒绝透支民力的短期行为，通过货币、财政与金融的系统性、协同改革，在战时危机中构建了可持续的经济支撑体系。其改革不仅有效遏制通胀、奠定南宋百年财政根基，更以战略定力与制度创新为现代治理提供深刻启示。  

        三、改革特点：战略定力与制度创新的实践  

      （一）财政改革：专mai制度的市场化重构

赵开于1129年推行“隔槽酒法”，废除国家专mai垄断，允许民间酿酒但统一由官府“隔槽”收购，按比例征税。此法既杜绝官商勾结，又通过市场化竞争提升税收效率，使四川酒税收入激增十倍，成为军费核心来源。茶盐专mai亦同步改革，形成“税源多元化、征管透明化”的财政新范式。  

（二）货币治理：“称提”制度与通胀防控  

针对“钱引”贬值危机，赵开创设“称提”制度：  

1.准备金双轨制：每界纸币发行需按比例储备铁钱或茶盐实物，确保兑换信用；  

2. 动态市场调控：当纸币贬值时，抛售储备物资回笼货币；流通不足时，增发纸币并投放物资，形成供需平衡；  

3.区域流通隔离：限制“钱引”仅限川陕使用，避免跨区域套利冲击币值。  

此体系使川陕物价在战时保持稳定，史载“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堪称古代通胀治理典范。  

      （三）奠基性贡献：构建战时经济长效机制  

改革通过三大支柱奠定南宋财政根基：  

1.财政-货币协同：将茶盐酒税收入纳入货币储备池，使财政盈余成为稳定币值的“压舱石”；  

2. 军民经济循环：以专mai收入保障军需，以军屯生产反哺民生，形成“以战养战”的可持续模式；  

3. 制度刚性约束：立法明确货币发行准备金比例，杜绝南宋后期“以货币政策服务财政”的短视行为。  

        四、现代治理启示：历史智慧的当代转化  

张浚、赵开的改革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三重镜鉴意义：  

其一，战略定力是治理根基。改革始终以国家存续为锚点，平衡短期军需与长期民生。当代金融政策需立足“统筹发展与安全”，避免为短期增长透支制度信用。  

其二，制度创新需锚定实体信用。“称提”制度以实物储备支撑货币价值，启示现代货币政策需与战略物资储备、核心产业价值挂钩，防止虚拟经济脱实向虚。  

其三，区域治理需适配本土逻辑。川陕改革通过“钱引”区域流通隔离实现风险可控，与当前数字货币试点“可控匿名”逻辑相通。陕西作为历史改革策源地，更应立足“开放不足”的短板，探索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路径。  

        张浚、赵开的改革证明：战略定力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制度创新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其战时经济治理逻辑，与“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深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