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定力与制度创新：张浚、赵开川陕财政纾困的现代治理启示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九月，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所部全权负责所有川、陕以及京西、湖北、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的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使的张浚在布防完成荆湖北路及鄂州（治今湖北武汉）、京西南路及襄阳后，来到利州路治所的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十月，“张浚承制以朝请郎、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赵开兼宣抚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隶属于宣抚司。十一月一日，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使张浚快马加鞭经陈仓道出行关、陕。五日，张浚出秦岭来到秦州，置宣抚处置使司于此。其时，因西军赴京勤王、金军攻城扫荡、史斌称帝叛乱、曲端不受王庶节制等重大事件，历经战乱后的关陕地区城垒瓦解、粮秣殆尽、诸军各自为政、防务空虚，可以说是无军马、无治理、无粮草，史载：“张浚询之诸州守臣，历年所储资实皆因军兴而为王瓁、杨可弼、李君陈等奉王庶、卢法源、曲端、王似等帅臣之命而支耗几净。”十二月，张浚于秦州命宣抚处置司随军转运使赵开推行财政改革：恢复陕西五路铜钱流通，发行新纸币“钱引”支持军需；同时实施推行“贷民赋五年（允许农民五年免息借贷官粮）”政策稳定民心。赵开更利用茶盐专mai的收益，仅用一月便筹得粮食10万斛（按宋制一斛约75公斤计，共计约750万公斤粮食），保障了秦陇驻军供给。

面对“历年所储资实皆因军兴而支耗几净”的绝境，张浚以“中兴当自关陕始”的战略远见，在军事危局中首创“总领财赋”制度，委派赵开专理四川财赋，通过制度创新与精准施策，既纾解了财政困局又遏制了通胀风险。这场八百年前的治理实践，为现代国家平衡财政安全与经济稳定提供了深刻镜鉴。

         一、战时财政的制度破局：战略授权与专业治理的融合

张浚抵达川陕时，面对的是“城垒瓦解、粮秣殆尽、诸军各自为政”的系统性危机。他突破北宋中央集权财政框架，于建炎三年（1129）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创设“总领财赋”职官体系，任命赵开“专一总领四川财赋”，赋予战区财政自主权。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战略决策与专业执行的精准切割：张浚专注军事统筹，将财赋全权托付理财专家赵开，形成“军政财一体化”闭环管理。赵开受命后摒弃加税旧路，从茶盐酒法入手改革，通过专mai制度拓展财源，仅一年便使四川财政“军储充牣”。

        二、张浚赵开财政改革：通胀防控的古代智慧

赵开改革的精髓在于“开源”与“稳币”的动态平衡。他推行“茶盐酒法”改革时，严格遵循三原则：  

其一，财源拓展以实体经济为基：通过专mai制度盘活川陕茶马贸易，避免滥发货币。南宋后期纸币崩溃的教训证明，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扩张必然引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资金外流”的恶性循环。  

其二，货币发行锚定物资储备：赵开创设“称提”制度，要求新发钱引（纸币）需按比例储备实物，相当于建立古代“通胀目标制”。这直指现代通胀治理的核心——当“货币供给大于实际需求”时，必须通过储备约束抑制流动性泛滥。  

其三，民生保障托底社会稳定：赵开规定军需“三口、四口给布一疋，或阙布，折支缗钱”，确保军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这种“精准纾困”思维，与当前财政政策“均衡好适度加力”的要求异曲同工，皆旨在避免因过度紧缩引发民生危机。

        三、现代治理的三大启示

张浚、赵开的实践穿越时空，为当代财政治理提供三重启示：  

     （一）制度创新是危机应对的根基  

总领财赋制度打破北宋“三司—转运司”僵化体系，实现战区财政自主化。这启示现代国家：面对财政“紧平衡”，需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空间。  

     （二）专业治理是平衡发展的关键  

张浚对赵开的充分授权，体现“专业人办专业事”的治理智慧。反观当下，有观点主张“裁减公务人员以提高效率”，但历史证明：财政纾困的核心在于优化治理效能而非简单减员。赵开改革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其专业能力被制度性激活。  

     （三）信用纪律是财政安全的生命线  

赵开“称提”制度揭示：政府信用一旦透支，财政体系将崩塌。现代国家更需珍视信用，在地方债管理、社保基金运作等领域坚守“透明度与可持续性高于短期收益”的原则。

综上，张浚领导赵开在川陕的财政实践，本质是一场关于“信用与节制”的治理实验——当战火吞噬资源、通胀如影随形时，他们以战略定力锚定方向，以专业创新破局困局，以制度韧性守护币值稳定。这份穿越时空的智慧恰为当今世界提供明镜：真正的国家治理艺术，不在于能否动员资源，而在于能否在危机中守护信用的锚点。唯有让财政的“扩张冲动”与货币的“稳定本能”相互制衡，方能在惊涛骇浪中筑牢长治久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