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灯佛炬：张浚的儒佛交融与临济宗护持  

——基于释宝昙、朱熹、元叟行端四篇文献的互证分析

一、释宝昙、朱熹、元叟行端的四篇文献敬仰张浚

释宝昙（1129-1197）《和魏公（张浚）洗砚》：“麝煤鼠尾要镌汝，颒面沃心谁似吾。老子胸中十万读，莫年相喣复相濡。”

朱熹（1130-1200）《跋张魏公（张浚）为了贤书佛号》 ：“世之学士大夫措身利害之涂，驰骛而不反，是以生死穷达之际，每有愧于山林之士。观丞相魏公所以慨然于贤老者，则可见矣。呜呼！服儒衣，学圣人之道，诚能一以义理存心，而无惑于利害之际，则其所立当如何哉？乾道丁亥（1167）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书。”

朱熹《观上蓝（洪州佑民寺，原名上蓝寺）贤老所藏张魏公（张浚）手帖次王嘉叟（王秬）韵》：“火风吹散旱天云，肤寸空馀翰墨新。拭泪相看渺今古，堂堂那复有斯人。”

元叟行端（1254-1341）《跋张紫岩（张浚）及圆悟宏智诸老墨跡》：“紫岩张魏公，为宋南渡第一人物。其宣抚四川时，圆悟大师祖尝把其手嘱曰：'（宗）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无支临济宗者。'叮咛再三，至于忍泣。故公造朝，首以径山奏请大慧师祖出世。济北一宗，由是震耀天下。兹偈之寄，其于大法，岂小补哉。师祖平生，痛事韬晦，有不作者虫豸重誓。故偈末，因以肯出头否诘焉。叙引朽腐，衘位磨灭，览者固难晓解。今以公所述塔铭，与小溪云门祭文，及圆悟临终录日月证之，洞然无复余蕴矣。圆悟为隰州诸父行，大慧与隰州并化四明，当时号二甘露门。默照邪禅，尤大慧所深诋。天目为圆悟五世孙，跋语盛称隰州，云篷月桌，沙鸥旅雁，皆题品详悉，独无一语及力扶圣主，作中兴，赢得广传无尽灯之寄。岂当时未有魏公张紫岩此祗夜伽陀耶？何掎摭星宿遗曦娥也。”行端，字元叟，号慧文正辩禅师，临海人，十一岁出家，历任中天竺寺、灵隐寺、径山寺主持。

二、四篇文献的互证语境：三重思想维度的交融  

（一）儒佛交融的士人精神  

释宝昙《和魏公洗砚》以“麝煤鼠尾要镌汝，颒面沃心谁似吾”隐喻修行境界，赞张浚“老子胸中十万读”的儒学积淀与“莫年相喣复相濡”的佛学慈悲，揭示其内外兼修的士人特质。朱熹《跋张魏公为了贤书佛号》则从儒家视角切入，称其“服儒衣，学圣人之道”却超越“措身利害之涂”的世俗局限，以“义理存心”为儒佛交融的精神内核。元叟行端《跋张紫岩及圆悟宏智诸老墨跡》更直指张浚为“宋南渡第一人物”，其护持临济宗之举被视作“无尽灯”般的精神象征，体现儒佛两界对其典范的共塑。  

（二）抗金事业的历史追忆  

朱熹《观上蓝贤老所藏张魏公手帖次王嘉叟韵》以“火风吹散旱天云”喻张浚扭转南宋危局的功业，叹“堂堂那复有斯人”的不可复得。元叟行端跋文呼应此评，称其“中兴第一人”，并详述其宣抚四川时与圆悟禅师“把其手嘱”的史实，凸显抗金事业与禅宗护持的内在关联。两篇文献共同构建张浚“事功思想”与“精神感召”的双重历史形象。  

（三）临济宗的护持实践  

元叟行端跋文是核心史实载体：张浚受圆悟禅师“苟不出，无支临济宗者”之托，奏请大慧宗杲出世，使“济北一宗震耀天下”。此举被元叟誉为“于大法岂小补哉”，直接关联宋代儒佛融合背景下士大夫的护法角色。释宝昙诗中“颒面沃心”的修行隐喻，亦暗合张浚以儒学根基滋养禅法传承的实践。  

三、张浚的跨领域影响：从士人精神到文化传承  

（一）儒家事功精神的实践  

朱熹跋文以张浚“慨然于贤老”对比“山林之士”，批判当时士大夫“生死穷达之际每有愧”的功利倾向，重塑儒家“无惑于利害”的道德标杆。元叟行端则通过其“造朝首以径山奏请”的史实，展现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在宗教领域的延伸。  

（二）临济宗发展的关键助力  

元叟行端跋文系统梳理张浚与圆悟、大慧禅师的法脉关联，强调若无其支持，临济宗或“无支于世”。释宝昙以“莫年相喣复相濡”喻其晚年对禅宗的滋养，与朱熹“翰墨新”的手帖评价形成互文，共同印证张浚对禅宗文献保存与思想传播的贡献。  

（三）士大夫精神的典范塑造  

朱熹称张浚“所立当如何哉”的设问，与元叟行端“无尽灯”的宗教化诠释，共同将张浚塑造成儒佛双彰的象征。其形象既体现宋代“儒士视域中的佛教”新形态（如朱熹对佛缘的理性接纳），亦反映佛教对儒家事功精神的吸纳。  

四、关键文本的互证逻辑：从文献到历史脉络  

（一）儒佛互动的文本印证  

朱熹跋文“慨然于贤老”与元叟行端“把其手嘱”的记载，形成张浚儒佛交往的直接证据链。释宝昙诗中“镌汝”“沃心”的修行意象，则补充其精神实践的内在维度。  

（二）抗金功业的文学与史论呼应  

朱熹诗“火风吹散旱天云”的文学性赞誉，与元叟行端“中兴第一人”的史论定位，共同强化张浚在南宋危局中的核心作用。二者皆以“渺今古”的时空感，凸显其历史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三）禅宗影响的史实链  

元叟行端跋文是唯一详载张浚奏请大慧宗杲出世的文献，揭示其“使临济宗震耀天下”的关键作用。此史实与朱熹“佛号书写”的记载结合，完整呈现张浚从思想认同到行动护持的禅宗影响路径。  

综上，四篇文献以僧人、理学家、禅宗史家的三重视角，构建张浚“儒灯佛炬”的立体形象：其儒学根基奠定抗金精神，佛学实践维系禅宗命脉，成为宋代儒佛融合语境下“义理存心”与“护法大业”的典范。这一互证体系不仅还原历史人物的多维性，更折射出唐宋文化交融中“三教在冲突中融合”的深层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