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笔下的君子之道：张浚与刘度的政治风骨

一、陆游《跋张魏公（张浚）与刘察院（刘度）帖》考释

1、陆游《跋张魏公与刘察院帖》的刘察院为刘度

陆游《跋张魏公（张浚）与刘察院（刘度）帖》：“与人同功，人用而己舍，君子不敢言劳；与人同罪，人免而己穷，君子不敢逃责。非能异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则无耻已。使御史公无恙，得予此说，其将以为能知言乎？”

注：张浚《与刘察院帖》未见史册。张浚南宋朝任职期间，任监察御史的刘姓察院仅有三人，分别是刘大中，绍兴四年（1134）正月六日监察御史刘大中行右司谏。刘裴，绍兴十二年（1142）任右言正。刘度，隆兴元年（1163）三月除右谏议大夫。张浚、刘度同时与陆游有交集，陆游《跋张魏公（张浚）与刘察院帖》的刘察院当是刘度。

刘度（？-1178），字汝一，湖州长兴人。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调楚州教授。绍兴二十八年（1158），刘度为太学博士。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绍兴三十一年（1161），刘度为监察御史，守右正言。绍兴三十二年（1162），刘度试军器监。孝宗即位，刘度由宗正丞擢谏议大夫、右言正、左言正。淳熙五年（1178），刘度卒。

2、张浚作《与刘察院（刘度）帖》支持刘度的历史背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因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德、失信、失威而退位，宋孝宗即位。登基后的孝宗虽有意恢复中原，但受太上皇赵构牵制，南宋抗金台柱的张浚实权受限。此时朝中主和派仍占据隐性优势。但面对金国的军事压力和宋孝宗二代的顺利接班，太上皇赵构和新帝宋孝宗需要任用张浚，因太上皇赵构时常忧虑张浚不忠，始终存有猜忌，安插人员牵制（如汤思退、王之望、史浩、龙大渊、曾觌，以及后期的沈介、王淮），左右宋孝宗人士决策和战略决策。九月，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冬，刘度除右谏议大夫，首论待小人不可无节，因奏潜邸旧僚，宣召当有时，盖为龙大渊、曾觌言也。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

三月初一，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取侵地。初二，任张焘为参知政事。刘度上疏劾“大渊、觌轻儇浮浅，凭恃恩宠，入则侍帷幄之谋，出则陪庙堂之议，摇脣鼓舌，变乱是非。凡皇闱宴昵之私，宫嫔嬉笑之语，宣言于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孙照出入清禁，为击球、胡舞之戏，上累圣德，望亟赐黜逐。”刘度又因进故事，论京房指谓石显，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盖公义不胜私欲耳。反覆数百言，尤为切至。初九，宋孝宗任龙大渊知门合门事，曾觌为同知门合门事。期间，召赴行在的张浚中道上疏，谓：“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当在期间，张浚作《与刘察院帖》支持刘度。十六日，罢免龙大渊，另外差遣；曾觌恢复带御器械。诏建康前线的张浚回朝商议与金军的战、和问题。十七日，刘度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扬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顾进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无所忌惮，是臣所言皆为期罔。”因求贬黜，不报。而中书舍人张震亦缴其命。至再除张震次对，出知绍兴府，张震力辞不许。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两人市权招士，请屏远之，以防其微，不报。谏官刘度坐抗论左迁。给、舍金安节、周必大亦再封还录黄，且奏曰：“陛下于政府侍从，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此两人委曲迁就，恐人言纷纷未止也。”十八日，宋孝宗宣手诏，谓：“龙大渊见在假，候假满日，别与差遣。曾觌依旧带御器械。”“给舍为人鼓扇，议论群起，太上时安敢尔！”于是金安节、周必大退而待罪。期间，枢密院编修官陆游为枢臣张焘言:“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会张焘入对（张焘遽以闻，宋孝宗诘语所自来，张焘以陆游对），欲以两人决去就，宋孝宗问所从闻，张焘曰：“闻之陆游。”宋孝宗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张焘谢曰：“臣听言不实，罪也。”张焘遂罢政（张焘被罢免）。宋孝宗怒，出陆游通判建康府。是日，金安节、周必大再奏，乞窜责，不许。周必大入谢，宋孝宗曰：“朕察卿举职，但朕欲破朋党，明纪纲耳。”时宰辅、台谏合辞，以为两人当去，故帝有朋党之疑。十九日，刘度改权工部侍郎，以所言过实也。张震力辞职名，遂与外祠。二十三日，当是在太上皇赵构的施压下，宋孝宗恢复龙大渊为知门合门事，曾觌为同知门合门事。二十五日，刘度辞新命，内批刘度罢建宁府。给、舍黄中、马骐言：“度与郡且一岁矣，今被旨放罢，莫知其故。”宋孝宗批：“刘度党附，敢为欺罔，尚除大藩，可依已降放罢指挥。”刘度出知建宁府。宋孝宗复申两人知閤之命，周必大又格除目不下，史浩以闻。二十八日，周必大不获命，遂请祠去，而两人之命亦寝。不久，胡沂累章，益恳切，曰：“大渊、觌不屏去，安知无柳宗元、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好进者嫉其言，共排之，胡沂亦以言不行请去，遂以直显谟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张震力辞，改知夔州。金安节除兵部侍郎。黄中及马骐亦以言去。盖龙大渊等初用事时，诸贤攻之甚力，故上意有朋党之疑也。

四月初八，张浚朝见孝宗，商议出兵渡淮，三省、枢密院没有参与。未几，张浚复如淮视师，始议以四月进幸建康。

二、张浚、刘度与隆兴初年的士大夫正气

陆游《跋张魏公与刘察院帖》寥寥数语，却如利刃剖开南宋朝堂的症结：“与人同功，人用而己舍，君子不敢言劳；与人同罪，人免而己穷，君子不敢逃责。非能异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则无耻已。” 此跋虽未明言所指，然结合隆兴元年（1163）初张浚、刘度与孝宗朝围绕近习龙大渊、曾觌任用问题的激烈交锋，其深意豁然开朗。陆游以“君子不敢逃责”为标尺，盛赞张浚、刘度在端正朝纲、抵制佞幸中展现的浩然正气，其勇气与担当，恰是南宋士大夫精神在危局中的闪光。

1、直犯天威：刘度以谏诤之勇撼近习根基

刘度于隆兴元年三月除右谏议大夫，甫履新职，即以雷霆之势直指孝宗潜邸旧臣龙大渊、曾觌之弊。其奏疏痛陈二人“轻儇浮浅，凭恃恩宠”，不仅“摇脣鼓舌，变乱是非”，泄露宫闱秘事以自夸，更“引北人孙照出入清禁，为击球、胡舞之戏”，直斥其行为“上累圣德”，力请“亟赐黜逐”。此奏如投石激浪，矛头直指皇帝私宠，其勇气可见一斑。

当孝宗无视谏言，于三月初九仍任命龙、曾掌管门合门事时，刘度并未退缩。他借进讲历史之机，以汉元帝纵容石显致公义败亡为鉴，反复陈言“公义不胜私欲”之祸，数百言“尤为切至”。面对孝宗的“委曲迁就”，刘度更以近乎决绝的姿态质问：“臣欲抑之而陛下扬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顾进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无所忌惮，是臣所言皆为期罔。” 此言已非寻常谏诤，而是对君王昏聩的公开诘问。他明知此举必触帝怒，仍“因求贬黜”，践行了“君子不敢逃责”的誓言。最终，孝宗以“所言过实”为由，将其改权工部侍郎，旋即罢知建宁府，并斥其“党附，敢为欺罔”。刘度以一己之贬黜，彰显了谏官风骨，其“不逃责”之勇，为士林树立了标杆。

2、柱石砥流：张浚以庙胜之道支持国是之争

作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的元老重臣，张浚在反近习斗争中展现了更高维度的政治担当。当刘度孤军奋战时，张浚虽“中道上疏”，却一语中的：“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祖宗之法。” 此奏将近习问题上升至“正身以正朝廷”的治国根本，直指孝宗施政缺失。更具冲击力的是，他明确点破龙、曾二人“离间君臣，不可留在君侧”，以宰辅之尊，公开要求驱逐皇帝心腹，其政治勇气不亚于刘度。

张浚的“不逃责”更体现在其“与人同罪”的担当上。当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向参知政事张焘揭露龙、曾“招权植党”之罪，张焘上奏时引陆游为证，触怒孝宗。孝宗斥陆游为“反覆小人”，张焘因“听言不实”罢政，陆游亦被贬通判建康府。此事件中，张浚虽未直接受罚，但作为陆游所属枢密院的长官，且其反近习立场与陆游一致，实已卷入政治漩涡。他并未因风波而退缩，反于四月初八朝见孝宗时，力主出兵渡淮抗金，并推动“三省、枢密院没有参与”的非常规决策。此举既是为国纾难，亦是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正朝廷”之志未因个人安危动摇。张浚以柱石之身，在朝纲倾颓之际力挽狂澜，其“不敢逃责”的宰辅正气，成为维系国本的最后屏障。

3、正气长存：隆兴政潮中的士大夫精神镜像

张浚、刘度的抗争，虽未能最终驱逐龙、曾（二人终在太上皇压力下复职），却深刻揭示了南宋初年朝政的深层困境。孝宗以“破朋党，明纪纲”为名压制谏诤，实则暴露其对近习的偏袒与对士大夫清议的猜忌。当刘度、张浚、周必大、金安节、胡沂等正直官员相继因言去职，朝堂正气为之摧折。陆游跋文中的“无耻已”之叹，正是对这种“人免而己穷”不公现实的愤懑。

然而，张浚、刘度的历史意义恰在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守。刘度以谏官之卑，敢批逆鳞；张浚以元老之尊，不避权贵。他们践行了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伦理，更以“不敢逃责”的担当，诠释了士大夫在专制皇权下的精神高度。正如陆游所期，若“御史公（刘度）无恙，得予此说，其将以为能知言乎？” 此跋不仅是对张、刘二人的赞誉，更是对南宋士大夫精神的礼赞——在国势飘摇、佞幸当道的黑暗中，正是这份“不敢逃责”的勇气与正气，维系着王朝最后的尊严与希望。

隆兴初年的这场反近习斗争，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南宋政治的光明与幽暗。张浚、刘度以血肉之躯撞击权势壁垒，其“不敢言劳”之谦退与“不敢逃责”之担当，铸就了士大夫精神的丰碑。陆游的跋文，正是为这丰碑镌刻的永恒铭文，警示后世：国运维系，端在君子之正气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