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回望：汪应辰《跋张魏公钓台诗》的张浚精神图谱

张浚，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在宋高宗、宋孝宗二朝担任过宰相，是一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抗金统帅，三次被授命为都督（宣护）诸路军马，领导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刘锜等抗金名将，是南宋立国期间战外敌、平内乱的最大功臣，是南宋立国第一台柱，是宋代文明抗倾覆的中流砥柱与首要功臣，更被新近研究者被誉为宋朝第一政治家。

 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人。未冠，首贡乡举。赵鼎、张浚任左右相时，汪应辰试礼部，居高选（中状元）。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汪应辰少受知于喻樗（？-1177），少从吕居仁（吕本中）、胡安国游。喻樗是汪应辰的启蒙引路人，后来成为汪应辰的岳父。吕本中是汪应辰少时业师。胡安国是汪应辰的理学导师。张九成是汪应辰理学引路人。赵鼎是汪应辰的知己、领路人、盟友。‌张浚则是汪应辰的抗金偶像、‌政治领袖、业师。

一、洞悉业师张浚最后岁月原委的汪应辰为其钓台诗作跋意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因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德、失信、失威而退位，宋孝宗即位。八月，议太上尊号，权户部侍郎兼侍讲汪应辰以“尧岂可光”等言论反对“光尧寿圣”尊号，触怒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致使其向孝宗抱怨“汪应辰素不乐吾”，最终孝宗强行推进尊号议定。八月，汪应辰连乞补外。十月，汪应辰因触怒太上皇赵构出知福州兼福建马步军部都督总管。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四月初六，尹穑奏论如左相汤思退计，在太上皇赵构的干预下，宋孝宗朝廷决弃地求和，召在前线盱眙的右相张浚回朝。张浚自闻冯方罢，上奏乞罢督府。宋孝宗诏从张浚请，而张浚亦封章力求还政矣。十四日，因张浚之请，江淮都督府被罢。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二十三日，降授特进、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张浚可罢尚书右仆射，特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以张浚自劾求去故也。

五月，张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张浚既去，犹上疏论尹穑奸邪，必误国事，且劝上务学亲贤。或勉浚勿复以时事为言，张浚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如若等言，是诚何心哉！”是月中，张浚从平江往严州。二十日前后，张浚经分水江到达分水县来看望王缙，而王缙已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去世。张浚在分水江旁的“浪石亭”作《会讌浪石亭》，给予王缙极高评价。二十二日，张浚游览严子陵钓台，作《过严子陵钓台诗（二首）》：“古木笼烟半锁空，高台隐隐翠微中。身安不羡三公贵，宁与渔樵卒岁同。”“中兴自是还明主（宋孝宗），访旧胡为属老臣。从古风云由际会，归欤聊复养吾真。”。

七月，魏国公张浚贬经江西余干。汤思退急于向金人求和，竟毁掉两淮边备；汪应辰除敷文阁直学士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八月二十八日子时，张浚忧愤成疾，病逝余干养正堂。得病时曾手书付二子栻、杓说：“吾当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以战止战为南宋争取了议和条件，又确保了宋孝宗二代的顺利接班。这月，在太上皇赵构干预下，为议和自坏两淮边备，撤去已收复的海、泗、唐、邓四州的守卫军队，张浚等人为之苦心经营的抗战局面全部破坏。

淳熙元年（1174），汪应辰作有《跋张魏公钓台诗》：“忠献张魏公，纯孝精忠，贯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与世相忘，然而惓惓之义，其根于心者岂能已哉，此诗盖公辞相位，过严子陵钓台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语之表，想象其风采于翰墨之余，庶几得公之心焉。”

二、汪应辰《钓台诗跋》中的张浚形象建构

严子陵钓台的烟波之上，汪应辰以《跋张魏公钓台诗》为笔，为南宋名相张浚塑造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跋文开篇即以“忠献张魏公，纯孝精忠，贯通日月，充塞天地”的宏大叙事，将张浚定位为承载儒家忠孝精神的化身。这一评价绝非泛泛之誉，而是基于对张浚一生功业的深刻洞察——从平定苗刘之乱到重用吴玠抗击金兵，从隆兴北伐到以战止战为南宋争取议和条件，汪应辰精准捕捉到其“以身任天下之重”的士大夫担当。

1、辩证书写：退隐表象下的忠魂坚守

汪应辰对张浚形象的建构，核心在于揭示其“可以去而去”与“惓惓之义”的辩证统一。跋文既肯定张浚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毅，更强调其“至于可以去而去”的政治智慧——当隆兴二年北伐废弃、主和势力得势时，张浚八上疏乞致仕，以“宁与渔樵卒岁同”的淡泊宣言归隐严子陵钓台。然而汪应辰并未止步于此，他敏锐指出：“然而惓惓之义，其根于心者岂能已哉”，一语道破张浚表面归隐实则心系国事的深层心境。

这种辩证书写在张浚诗作中得到印证。其《过严子陵钓台二首》中“古木笼烟半锁空，高台隐隐翠微中”的苍茫意象，暗喻抗金宏图如烟锁空台；而“身安不羡三公贵，宁与渔樵卒岁同”的淡泊之语，实则是政治失意时的精神自守。更值得玩味的是第二首“中兴自是还明主，访旧胡为属老臣”的矛盾表达——既承认孝宗是中兴之主，又自嘲“老臣”被弃，这种复杂心境恰是汪应辰所言“可以去而去”却“惓惓之义根于心”的生动注脚。

2、意象重构：钓台从隐逸符号到忠义图腾

汪应辰对张浚诗作的解读，展现出其对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严子陵钓台本是隐逸文化的象征，历代文人多以此抒发归隐之志。而汪应辰却赋予钓台全新内涵——他通过“此诗盖公辞相位，过严子陵钓台所作”的特定情境，将钓台从隐逸符号转化为忠义精神的载体。

跋文特别强调“玩味其意趣于言语之表，想象其风采于翰墨之余”的解读方法，引导读者透过“宁与渔樵卒岁同”的表面诗句，体悟张浚“惓惓之义”的深层情感。这种意象重构使钓台成为南宋士大夫的精神图腾：当张浚在此留下“身安不羡三公贵”的诗句时，他不仅是在致敬严子陵，更是在以隐士之姿践行忠臣之节。汪应辰通过“庶几得公之心焉”的自觉，完成了对钓台文化基因的改写——从此处垂钓的不再是避世者，而是“充塞天地”的忠魂。

3、历史纵深：从现实困境到精神超越

汪应辰的跋文之所以具有震撼力，在于他将张浚的个体命运置于南宋历史困境中审视。隆兴二年四月，张浚在太上皇赵构干预下被罢相，江淮都督府撤销，抗战局面被主和派彻底破坏。五月，他途经严子陵钓台时写下“归欤聊复养吾真”的诗句，表面是归隐养真，实则是“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坚守——正如他拒绝“勿复以时事为言”的劝诫时所言：“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

汪应辰深刻理解这种困境中的精神超越。跋文以“纯孝精忠”概括张浚一生，既指其临终遗言“不当葬我先人墓左”的孝道，更指其“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的终身憾恨。当张浚病逝余干时，他仍以战止战为南宋争取了议和条件，确保了孝宗朝政权的稳定。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正是汪应辰所言“贯通日月，充塞天地”的精忠之气。在汤思退自毁两淮边备的历史阴影下，汪应辰通过诗跋为张浚立传，实则是为南宋士大夫精神立碑。

严子陵的钓丝垂钓的是千古隐逸之梦，而汪应辰的史笔，却在此处钓起了永不沉沦的南宋忠魂。他以“纯孝精忠”奠定张浚的历史坐标，以“可以去而去”与“惓惓之义”的辩证逻辑揭示其精神内核，更通过重构钓台意象，使张浚的忠义之气如钓台翠微般“贯通日月”。当后世在诗跋中读出“庶几得公之心焉”的深沉追思，实则是见证了汪应辰如何以笔墨为忠魂铸就不朽丰碑——这种跨越时空的形象建构，恰是南宋士大夫精神最动人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