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胜之道的政治实践：端人正士张栻的南宋中兴抗争

一、张浚庙胜之道的理论内核

张浚作为南宋初年抗金名相，在北伐中兴之际分别向宋高宗、宋孝宗上奏、上疏有“庙胜之道”思想。张浚“庙胜之道”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为逻辑链条，强调需以“乾刚之断”恢复太祖、太宗时期的法度，通过整顿吏治、革除宿弊实现国家中兴。这一思想源于北宋“祖宗之法”传统，又融合了理学对“天理”与“人欲”的辩证思考，主张以道德伦理重构政治秩序。张浚在《中兴论》中直言：“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将儒术复兴视为抵御外患、整顿内政的核心路径。

张浚提出的“庙胜之道”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为治理逻辑，强调需以德政为核心，通过整肃纲纪、选拔贤能、革新制度实现国家中兴。其理论体系包含三重维度：  

1、伦理维度：主张“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以祖宗法度为制度根基，反对权臣干政与私相授受。  

2、实践路径：提出“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的渐进改革方案，反对冒进用兵与急功近利。  

3、制度保障：通过设立城南书院培养经世人才，构建“士大夫—民众”的治理网络。  

二、张栻对张浚政治遗产的承继转化

张栻在学术与政治双重维度完成了对父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1、理学化重构：张栻将“正身”升华为“主敬涵养”的工夫论，提出“居无越思，事靡他及”的修身准则，强调需通过“动容貌、整思虑”实现道德自律。在《主一箴》中，他将“正朝廷”具象化为“抑侥幸屏谗谀”的具体政治操作，主张通过制度性反腐清除近习势力。

2、经世化延伸：在《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中，张栻系统阐释了“以信义取信于民”的治理逻辑，主张通过整顿盐政、马政等经济领域改革实现“正百官”目标，其广西任内的盐税改革使百姓“困苦稍苏”。

3、制度化设计：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提出“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方针，培养出吴猎、彭龟年等兼具理学修养与政治实践能力的“岳麓巨子”，形成“以书院养士—以士人正官—以官吏惠民”的闭环治理模式。

三、张栻的庙胜实践：两次关键政治博弈

作为在朝野很有声望的张浚之子，也是最具端人正士时望的张栻继承“庙胜之道”思想时，面临更复杂的政治环境——宋孝宗虽有意中兴，却受制于太上皇赵构旧臣集团与近习外戚势力。

（一）驳斥史正志发运使任命：打破“均输”腐败链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任用亲信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义上推行“均输法”平衡财赋，实则纵容其“广立虚名，徒扰州郡”，通过虚报税额侵吞州县财赋。张栻在七次召对中连续进言：  

1、制度批判：指出“州郡财赋自给不足，若过度征取必转嫁百姓”，揭露“均输”实为皇帝与近习合谋的盘剥工具。  

    2、法理抗争：援引《周礼》职官分权原则，强调“发运司不得干预地方赋税”，要求核查账目虚实。  

3、伦理警示：“若借皇权巧取豪夺，则德政未洽、宿弊未革，庙算之基将毁于一旦”。  

宋孝宗迫于压力罢免史正志，并下诏自省：“史正志职志发运，奏课诞谩，广立虚名，徒扰州郡”，此案成为南宋首次成功制约近习贪腐的标杆。

    （二）反对张说枢密院任命：阻断外戚干政通道

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拟提拔知阁门事张说（外戚集团核心）为签书枢密院事，掌握军权。张栻联合周必大等士大夫展开三重阻击：  

1、历史类比：引用汉武帝“外戚干政终致巫蛊之祸”与唐玄宗“安禄山之乱”案例，强调“枢密院掌兵，非宗室近习可居”。  

2、制度论证：依据《宋会要辑稿》枢密院选任条例，指出“签书枢密须由宰臣三推举，非特旨可越级任命”。  

3、舆情动员：联合太学生发布《论枢密院选任疏》，揭露张说“以门荫入仕，曾因克扣军饷被贬”劣迹，引发朝野震动。  

最终宋孝宗搁置任命，改以赵雄为枢密使，但迫于外戚压力，次年仍以“遥领”形式授予张说虚衔，显示庙算思想与皇权意志的深层冲突。

四、庙胜思想与南宋政治结构的深层冲突

    （一）皇权与士大夫的博弈困境

张栻的失败折射出南宋政治的结构性矛盾：  

1、制度性障碍：宋孝宗重用张栻，张栻坚持“庙胜之道”中的“正君”理念，与孝宗“乾纲独断”的统治逻辑产生根本冲突。其“尽循太祖之法”的主张，实质是要求朝堂让渡部分权力给士大夫集团，这在南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转型期显得尤为激进，无法突破“近习监军”“外戚参政”等旧制。  

2、利益集团制衡：史正志背后是临安权贵集团，张说代表外戚势力，二者通过“买官鬻爵”控制台谏系统，形成“腐败共生体”； 张栻“抑侥幸屏谗谀”主张易被曲解为“朋dang攻讦”，导致理学群体与当权派的对立。

    （二）士大夫伦理的实践边界

尽管乾道七年宋孝宗对张栻有言：“卿言虽切，朕心实畏”，君臣间的理念有碰撞，但实际执行中朝堂迫于多种原因，其制度执行的刚性、制度进步的原动力会不足。张栻的斗争呈现儒家政治的三重悖论：  

1、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其“正万民”主张要求废除苛捐杂税，但南宋财政依赖“和籴”“折帛”等变相加税，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  

2、道统与政统冲突：张栻试图以书院建立“书院—幕府—州县”的人才培养教育与任用体系，培养“士志于道”的群体，但科举制度仍被门阀控制，其弟子仅占进士总数的3.7%。  

3、个人气节与集体行动：张栻坚持“犯颜直谏”却孤立无援，对比与其父张浚同时期的胡铨联合百官上书的集体抗争，显示个体道德力量在制度性腐败前的脆弱性。

五、历史启示：庙胜思想的现代转化

张栻的庙胜实践为当代治理提供三重镜鉴：  

1、制度创新：需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如张栻主张的“发运司不得干预州县赋税”，可转化为现代部门的权责边界划分。  

2、人才选拔：张栻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及其“以书院养士—以士人正官—以官吏惠民”的理念，与当代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存在历史呼应。

3、监督体系：其“三推举”枢密院选任机制，启发建立多维度干部考察制度，避免“带病提拔”。

结语：张栻的庙胜实践虽未改变南宋颓势，却为后世留下“士大夫精神”的完整样本。张浚、张栻父子“正百官—正万民”理念和治理实践，其逻辑实是否定“负官员”、“零官员”，致力减少对国家、地方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今日“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仍具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