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一、张浚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

张浚，字德远，号紫岩，成都府路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宋高宗、宋孝宗二朝右相，三次受命为都督（宣护）诸路军马，领导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吴玠、刘锜、岳飞、杨存中、李显忠等抗金，是一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式的抗金统帅，是南宋立国期间战外敌、平内乱最大的功臣，是南宋立国第一台柱。

         二、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在孝宗朝时正式形成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二月丙戌，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守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始议张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杨么。此前的四年时间内，荆湖东西路广南路宣抚使吴敏，参知政事兼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孟庾，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李纲、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吕颐浩、朱胜非、孟庾，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赵鼎均未能平定湖湘内乱。丁亥，赵鼎、张浚告谢，命坐赐茶。因曲谢又以储贰为言，宋高宗首肯曰：“宫中见养艺祖之后二人，长者年九岁，不久当令就学。”张浚复奏向宋高宗提出：“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惟务治其在我，则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舍我，将安归哉？固不侥幸于近绩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的治国理论，这是张浚“庙胜之道”理论的雏形。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庚子（初九），宋孝宗以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张浚进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开府建康。同日，谏议大夫刘度入对，首言二人潜邸旧人，待之不可无节度；又因进故事论京房、石显事。刘度夺言职权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阁门事（复龙大渊为知阎门事，曾觌为同知阁门事）。宋孝宗仍升龙大渊知阁门事，曾觌同知阁门事。甲辰（十三日），权给事中周必大同给事金彦亨（金安节）缴驳龙大渊、曾觌除知閤指挥。时宰辅（张焘）、台谏合辞，以为两人当去，故宋孝宗有朋党之疑。刘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进之，何面目尚为谏官？乞赐贬黜。”中书舍人张震缴其命至再，出知绍兴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二人市权。张焘亦欲以龙大渊、曾觌决去就，力言之，宋孝宗不纳。张焘以老病不拜，台谏交章留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谒告将理，许之。丁未(十六日)，罢免龙大渊，另外差遣，曾觌复带御器械。是日，因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宋金前线形势恶化，和战问题摆在南宋朝廷的眼前，朝中大臣各执其见，宋孝宗召都督江淮军马张浚回，赴行在。己酉(十八日)，金安节、周必大再奏劾龙大渊、曾觌（给事中、中书舍人留黄不行），乞窜责，不许。周必大入谢，宋孝宗曰：“朕察卿举职，但朕欲破朋党，明纪纲耳。”庚戌（十九日），周必大再被旨不允，仍令宰执谕旨，早参假。壬子（二十一日），周必大同金彦亨参假，讲筵留身谢。二十三日，周必大格除目不下，寻与祠，龙大渊、曾觌二人除命亦寝。己未（二十八日），御批周必大依所乞。庚申（二十九日），周必大受勅主管台州崇道观，以状申尚书省乞免谢辞。庚申（三十日），召赴行在的张浚中道上疏，张浚中道具奏曰：“今之议者，孰不持战守之说？其下则欲复遵旧辙，重讲前好。 以臣观之，战守之说是也。然而战守之道，本于庙胜。君天下者，诚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用之战则克，用之守则固，理有决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庙筭，深有可疑。臣愿陛下发乾刚，奋独断于旬月之间，大布德章一新，内外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后，人心既孚，士气必振，于以战守，何往不济。”张浚正式阐明了“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

三、张浚“庙胜之道”理论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1、张浚“庙胜之道”理论的“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思想，在于人君、朝廷、百官三个层面，三个层面的层层推进，是“正”，不是“负”，也不是“零”。治理一个国家，需要“正”的各层级官员，而不是“零”的、更不是“负”的官员，只有这样“万民”才会“正”，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张浚“庙胜之道”理论的“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思想，在于德、法两个层面发力，人君、朝廷、百官三个层面付诸于行动，则宿弊可以一清，政治和社会可以风清气正。

3、张浚的“庙胜之道”理论的精神实质是张浚提出理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仅体现了张浚对治国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创新，而且在当时高宗、孝宗两朝的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张浚“庙胜之道”理论深刻思想性的五个方面

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治国理念的创新：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在南宋时期是对传统治国理念的一种创新。张浚不仅关注军事斗争，更强调君主、朝廷、百官的道德责任，以及通过德政来赢得人心，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张浚不仅注重内政的整顿和百姓的福祉，更是将政治、军事、道德和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治国理念。

2.道德与政治的结合：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强调了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张浚强调君主应以德治国，以法治国，通过正身、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递进关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理念深化了传统儒家治国思想，体现了对国家治理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张浚认为君主的德行是治国安邦的基础，通过君主的德行来感化和引导官员和百姓，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这种将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思想，体现了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洞察。

3.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强调了德治和法治的结合。张浚认为，王者应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通过正身、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层级治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儒家的德治理念，也融入了法治的元素，强调了制度和法律的重要性。

张浚十分重视法治的作用。张浚认识到仅有德治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约束和规范。这种对法治的重视，是对当时儒家重德轻法传统的有益补充，显示了他对治国理念的全面把握和时代适应性。

4.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张浚不仅是“庙胜之道”理论提出者，也是这一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张浚在南宋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指挥中，努力将庙胜之道付诸实践，如领导抗金、平定内乱、推行德政等，都体现了张浚治国理念的具体实施。。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得庙胜之道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5.南宋和后世的影响：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对南宋乃至后世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浚“庙胜之道”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不仅在南宋时期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为南宋前70年的朝政树立了榜样，张浚的理论被宋孝宗、虞允文、周必大、张栻、赵汝愚、朱熹等人所传承，成为南宋立国以来70年朝政善治的重要思想基础。

张浚“庙胜之道”理论对后世的治国理念和实践也产生了深远和重要的影响，为后来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庙胜之道”理论的跨越时代的指导作用，证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张浚“庙胜之道”理念强调了百官的道德修养和法治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张浚“庙胜之道”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庙胜之道”在理论上的创新和深化，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都显示了张浚对治国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需求的准确把握，体现了张浚深厚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张浚的“庙胜之道”理论无疑具有深刻的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