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耿小勇

　　一边是政府的重拳打击，一边是农民工廉价的医疗需求。我们感觉到最初的调查方向偏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黑诊所屡治不绝的背后———是农民工对便宜、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需求。我们忍痛放弃之前大量调查结果，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农民工身上。

　　记者手记

　　3月29日，朝阳区左安路弘善家园工地，农民工卢宝军因肚子难受，到工地附近一无照诊所输液后死亡。事后，朝阳区卫生局将黑诊所取缔。

　　在北京，黑诊所治死人的事情屡见不鲜。3月26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18区县同时启动打击“黑诊所、黑药店”行动。

　　政府重拳之下，还有人“顶风作案”，编辑安排做一个工地周边黑诊所的调查。

　　穿民工衣服暗访

　　从4月1日开始，我们在百子湾等多家工地附近寻找黑诊所，一直找了两天都没有任何发现。“光用眼睛看不行，要用嘴打听。”工地的农民工说，这些诊所都很隐蔽，大多不在街面上，白天不挂招牌，甚至就根本没有招牌。按照他们的指点，我们很快找到了两三家黑诊所。

　　4月3日，朝阳高西店村一大院，院门写着“收废品”、“卖馒头”。

　　正对着院门一间平房挂着白色门帘，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简易牌子“门诊”。

　　“有人吗？肚子疼。”记者穿着从建筑工地借来的衣服，捂着肚子掀开门帘。

　　七八平方米的屋内，一张上下铺的铁床，床头摆着柜子，凳子、炉子、锅碗瓢盆堆在墙边。

　　“怎么了？”一对30岁左右的男女让记者躺在下铺。

　　“摔的吗？”

　　“不是，干着活就犯了。”

　　男子用手指按了几下记者肚子，“疼不疼？”

　　看到记者点头，男子马上诊断出“急性阑尾炎”。此时距记者进门不足一分钟。

　　“输液吧，消炎就不疼了。”男子说话时，女子开始在床头柜里找药，柜子最下层的抽屉深处藏着多种药剂。

　　“输过青霉素吗？”

　　“记不清了，好像没输过。”

　　男子没说话，忙着整理输液管，女子已经准备好在记者手背扎针。

　　“青霉素安全吗？”

　　看到记者有为难情绪，男子劝说“没事，这里便宜，两瓶55元，大医院可贵多了。”

　　最终，记者还是找借口离开了。

　　“忍痛”调整调查方向

　　在我们“不亦乐乎”对黑诊所调查的同时，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农民工愿意去黑诊所”。

　　百子湾附近一家黑诊所的老板甚至用一种自豪的语气说，农民工认便宜，在小诊所才能看得起病，“没有黑诊所，他们连看病的地方都没有了。”这名老板坦言，卫生部门查到自己，他就换个另外有工地的地方接着开。

　　一边政府的重拳打击，一边是农民工廉价的医疗需求。我们感觉到最初的调查方向偏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黑诊所屡治不绝的背后———是农民工医疗的现状，是对便宜、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需求。

　　我们忍疼放弃之前大量的调查结果，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农民工身上。

　　卢宝军死亡时，他的工友对记者说“2000多人的工地，没有医务室，只能自己外出求医”。事实上，该工地建有北京首家工地医务室，专为农民工看病。

　　这是个略带戏剧性的事件，该医务室的建立初衷是为解决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但工人们多不知道医务室的存在。

　　找到矛盾的原因，可能会为主管部门建立真正解决农民工医疗问题的机制提供一些借鉴，到时黑诊所也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最终见报内容，有些被删，虽然有些可惜，但我们觉得还是值得的。

　　□耿小勇（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