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小喇叭的时候，小喇叭在抗震棚一样的小平房里办公，窗外开着粉红色的喇叭花，是易杏英老师种的。听人说易老师年青时是个大美人，一直都比较傲气，所以去见易老师那天我心中很是忐忑。记得那天易老师站在小喇叭门前的台阶上，我站在台阶下，当时我体重七十九斤身高一米五三，她一看我，我就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傲气，易老师眼皮朝下问我：“身体怎么样？”当时我的样子一定非常柔弱，可惜那时不时髦柔弱无骨的身材，所以我就象是有病的人了。

 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篇稿子叫《小胖爱劳动》，是按照易老师交给我的一本小朋友杂志的一幅小漫画改编的，故事很简单，说的是小胖在家帮助妈妈拖地板，小狗跟着凑热闹。记得当时我很得意其中一个片断：小胖的小狗很有创意，小胖拖一遍地，小狗就跟在后面不停地打滚儿，为的是帮小胖把地上的水擦干。稿子交到易老师那里，易老师把这个片断毫不犹豫地删除了，稿子被改成了大花脸。易老师说，幼儿的思维很单纯，多余的情节会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可当时我彻底象是一个未被驯养的小动物一样任性和无礼，拿回稿子便一把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令办公室的同人目瞪口呆。现在想起来我特别感到脸红。其实真正领我走进广播大门的人就是易老师啊，我当时怎么可以那样？后来易老师带我出差到西安，亲自策划并教我采访主持和编辑，制作了一期《小朋友谈高兴的事》，这个节目获得了中国广播特等奖和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我进入广播工作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事业、同人以及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小喇叭还有一位前辈叫李家诚，我们总是亲切地叫他李加。李加是小喇叭观念最开放的前辈，我们年青人都喜欢和他聊天，有什么童话构思也总是先对他说，他除了鼓励我们还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可是有一天我和李加老师吵了起来，为我的新年节目《广播贺年卡》。那天吵得好凶，最后我哭得泪人儿似的，李加老师嘴唇发抖。我突然感到害怕了，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那一天是未被驯养的小动物第一次主动反省自己的错误，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李加老师对我那么好，我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给李加老师写纸条儿道歉，纸条写好后我乘李加老师出去的一小会儿悄悄地放在了李加老师桌上，李加回来看见了纸条儿，立刻笑眯眯地走到我的办公室，李加说：“这事儿我忘了，你也忘了啊。”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向别人道歉，我很庆幸接受我道歉的人是李加老师，是他的宽容让我体会到了主动认错的结果有多么好。

 另一个非常宽容的前辈是肖玉峰老师。在小喇叭工作五年后我主动要求去了星星火炬的周末版少儿俱乐部，肖老师是我的领导，我在神州爱犬乐园买的那张名犬照片就是送给了他。少儿部的人对动物有天生的好感，李晓兵以黑熊自居，他写的童话全部是关于黑熊一家的；我的小栏目叫“小狐狸眯眯眼猜谜语”，因为有人说我长得象小狐狸而我也偏爱这种聪明而诡秘的小动物。我还经常能看出身边的人长得与哪一种动物比较象。那天我到神州爱犬乐园参观，一眼就发现照片上的名犬神情很象肖老师，于是便买了照片送给他。肖老师是个极富幽默感的人，记得当时他笑眯眯地把照片压在玻璃板下，象照镜子一样面对面地欣赏了老半天。在这样一位宽厚的长者手下工作，我这个未被驯养的小动物，浑身的触角得以保护且迅速成长，自由的空气使触角也象鲜花一样盛开了。那几年元旦前后，听众的贺卡挂满了办公室，肖老师去买饭的时候也是精神抖擞笑眯眯的。《可爱的大熊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

 在少儿俱乐部工作的另一个收获是我认识了当时本台为数不多的高级编辑中的两位：蔡字征和郑秀琳。我到少儿部之前就听说了她们的名字。人们说之所以第一批高级编辑中会有两位是少儿部的，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少儿广播事业并有所成就。在小喇叭五年，我与她们接触不多，一直是远远地仰视她们。我到少儿俱乐部节目时蔡老师已经退休。有一天蔡老师来到办公室，送给每人一块墨，说是从外地带回的纪念品，蔡老师还说第二天她要去医院做一个小手术，一个月后才能再来办公室，让我们千万别在意。我们都相信是个小手术，可没想到这一别竞是永别。蔡老师送给我的那块墨形状是一只蝉。多年后我去贵州采访侗族大歌，那首《蝉之歌》深深地触动了我，后来我在节目里写道：蝉的生命短暂而美丽，她自始至终都在歌唱；世世代代的侗族人为留住这生命的美好，延续了蝉的歌唱。这段文字曾经获得赞扬，可谁也不会想到这段文字的灵感来自蔡老师和她送给我的那只墨蝉。

 郑秀琳老师是印尼归侨，她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她十八岁那年的玉照，照片上的郑老师是一个典型的南国美少女。郑老师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异国他乡的回忆给我们的谈话增添了许多灵感，我综合少儿部几位同人的童年记忆写了一首诗《童年》，希望能在《中国广播报》上刊登，结果当时《中国广播报》此类专栏已经取消，《童年》也只好压箱底了。现在想来，那时候要是有《广播生活》就好了。今天我起了个大早，翻箱倒柜地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那首诗，觉得非常遗憾。其实我是有勇气把分行写的东西叫诗拿出来让大家看的，真的。

两位高级编辑给我最深的教诲就是：坚持。而我，在做了八年少儿广播之后逃逸这一直是我比较心虚的事情。

在少儿部工作我还学到了一句话：三岁看老。日本人把它演绎成：三岁定终身。说的是早期教育及其秉性的形成对于人一生的重要。我的广播工作的“三岁”是在少儿部度过的，少儿部是我的摇篮，值得我终身铭记。今天《广播生活》三岁了，我们很荣幸见证了这张报纸最初三年的童年生活，如果用“三岁看老”来预测她的未来，《广播生活》无疑是前途无量的，她的每一步都是一个新鲜的开端，与时代同步又充满生机，祝愿她有一个美好的未来。（200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