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谭嘉）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城市化与健康”。我国“十二五”期间城镇化水平预计将超过50％，进入城市社会。专家指出，快速城市化进程既给国人带来便捷生活，也带来了严峻健康挑战。政府、专业医务人员以及公众都应当积极行动，营造健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改变个人不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努力化解城市化带来的健康危险因素。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６．２２亿，城镇化水平达４６．６％。未来１０年至１５年，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指出，伴随工业化而生的城市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传染病控制、改善居民饮水和卫生状况、降低新生儿和孕产妇死亡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健康危险因素的增多。城市化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人口高度密集造成传染病传播几率增加，水、空气等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城市生活中体力活动减少，不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造成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上升；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带来巨大心理压力，都市人群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多等。

据世卫组织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有23亿人居住在城市地区。未来30年中，全球人口增长几乎将全部集中在城市地区。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为卫生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在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６５５个城市中有近４００个城市缺水，其中约２００个城市严重缺水。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则已成为威胁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在2000年，由慢性病导致的国人死亡人数占总死亡数的83％，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只有31％。2009年我国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

专家认为，积极应对城市化对国人健康带来的巨大挑战，必须改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健康不仅与医疗服务有关，更与心理、自然、社会因素有着密切关联。在“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大健康医学模式指引下，政府决策部门应加大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改善、健康教育等重点领域的投入，专业医务人员应知晓并积极传播健康知识，公众也应学会自我健康管理，提高健康素养。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共同创造良好的健康城市环境。

                       慢性病滋生的催化酶

  “我们公司年轻人居多，每年体检却发现大家毛病不少。我们这个不到20个人的项目组里还有3个脂肪肝，4个高血脂。”在北京一家著名IT公司工作的赵先生今年才刚刚30出头，但已经在体检中发现患有轻度脂肪肝。“医生说要注意饮食，少吃肉、多吃菜，还要多运动。可我还就好吃肉；一忙起来，连吃饭都只有叫外卖快餐，运动有时还真顾不上。”

      在专家眼中，在中国，像赵先生这样处于重重健康危险因素包围之中的都市人甚为普遍。

    ——这里的烟民世界排名第一；这里喝酒的人数世界排名第一；这里约每3个大人就有一个胖子或准胖子;这里约每5个大人就有一个高血压;这里约每5个大人就有一个高血脂。

这里每5个人就有一个患治不好的慢性病，每年增加一千万，没有停下来的势头;这里每5个成人中就有一个有心血管病，每10秒钟就有一个死于心血管病。

上述这些对国人健康简短却触目惊心的描述出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他坦言，21世纪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使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危险因素不断增加，“对人类健康的最大挑战来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这一健康威胁尤其突出。从前的中国，十个人中有9个生活在农村，而现在有一半进入城市生活。适应城市生活，有一个学习过程，尤其是在居民健康素养方面有着更高要求。但快速城市化中的中国还不具备相应的宏观条件，公众个体关于健康的认识也还多停留在关注疾病本身上，而忽略了对生活环境、健康生活方式的关注，因此带来了诸多健康问题。”

专家指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高蛋白、高脂肪的摄入增加导致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体育设施、体育活动减少；熬夜加班、吸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在蚕食着都市人的健康。这些健康危险因素成为城市居民慢性病滋生的催化酶。

中国2009年初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富贵病”城市居民患病率高于农村居民。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高血压病患病人数累计有100万，而到90年代末，患病人数累计高达1亿，患病率高达15％。糖尿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患病人数累计200万，到2008年已迅速增加到9200万。一项涉及我国14省市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农村人群患病率（8.2%）较城市人口（11.4%）低，而欠发达农村患病率（5.8%）仅为城市人群患病率的一半。

“要健康，光预防和控制疾病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同时改变环境和个人行为。”黄建始教授说，有效的慢性病干预，必须改变落后的单病单因生物医学模式，在多因多病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大健康医学模式指导下进行，“否则无疑是南辕北辙。如果不从源头上改变不健康环境和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减少人群中的慢性病危险因素，提高整体人群的健康水平，等发生慢性病再去处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指出，从1948年持续至今的关于心脏病危险因素的美国弗兰明汉心脏研究、英国杜尔和希尔始于1950年代吸烟和肺癌的关系研究，30多年来在健康领域大量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看病”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人在过去的近100年时间里，平均寿命增加了30年。这增加的30年，其中公共卫生和预防贡献了25年，医疗服务只贡献了5年。”

黄建始教授因此尤其强调应加强公众健康素养的提升，“目前国人具备健康素养的不到7%。” 他提出，在国家健康资源分配上，应加大对提高公民健康素养的投入，引导公众用健康信息指导行为，营造健康氛围；专业医务人员也要成为健康管理师，不仅要用药治病，也要治疗不健康生活方式；公众也应当学会积极的健康管理，从掌握健康知识、学习技能和接受新理念三方面入手，提高健康素养，科学地增加健康促进因素，去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从而充分地享受健康的生命。他介绍说，在“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大健康医学模式的指导下，美国从决策者、医护人员到媒体和普通老百姓都意识到维护健康的重要性，抽烟、酗酒、缺少运动、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等健康危险因素已经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名词。通过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从1972-2004年，美国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下降了58%。

原载2010-4-7<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