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后，中国正在面临另一场考验。

虽到目前为止，国内并未发生该病毒疑似和确诊病例，但卫生部称，防控形势严峻。

六年来，我国形成了怎样的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体系，这一体系又能否保护国人的安全，昨日，作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黄建始解答了记者的问题。

新京报：您曾参与过国家非典指挥部抗击SARS的工作，与“非典”时相比，您对政府到目前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上的表现如何评价？

黄建始：与2003年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京报：进步体现在哪里？

黄建始：很明显的一点是，无论是官员、医务人员还是媒体，主流声音是根据证据说话，决策，而不是用所谓的“高科技”说话，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

“非典”时我刚回国，给我一个很多的反差是：中国主流声音是是根据专家说话，比如说，关于“非典”的潜伏期的有无传染性，中国是某某专家说如何如何，但是美国则是到目前有无证据证明非典潜伏期有无传染性。 我很高兴这次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猪肉”，主流声音不再说某某专家说猪肉没有问题，而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猪肉有问题”。这说明我们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在控制传染病这件事上更加成熟了，更严格地用科学指导应对传染病了。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进步是在传染病防控策略上我们开始真正尊重科学了。2004年，我曾经针对SARS期间初期我国强调高科技依赖疫苗药物等所谓的“高科技”防控传染病“远水不解近渴”策略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虽然20 世纪发达的现代医学和人类及微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为传染病的控制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和振奋人心的前景,但21 世纪传染病应对策略主要还是应该依靠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和非高科技的方法控制环境和改变人的行为,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应对策略应该包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足够的营养、安全的食品、健康的住房、科学的污水和废物处理,保证清洁的空气,建立正确可靠的疾病爆发监测和控制系统,提高全民健康素质,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做到家家户户享有必需的妇幼卫生服务,认真落实医疗系统救死扶伤的理念及完善公正合理的卫生法制监督系统。是否能够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传染病防控策略取决于计划决策者能否真正理解这个道理。”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国家的防控八点措施主要依靠的是“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和非高科技的方法”，仅在第七条中兼顾了疫苗和药物等，科学，理性，务实。

第三个显著的进步是，中国已经有一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熟练地掌握了国际上通用的流行病学调查公共卫生事件的一套方法。正因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在非典期间我们开始才会信息不明，措手不及。这次则是心中有数，有条有序，做的很好。

第四个进步是全民包括媒体的健康素质和识别真伪的能力大大提高。非典时伪科学很多，媒体也跟着炒作，当时有人声称发现祖传秘方能治非典，也能上媒体的头版头条，有人说要一个月时间研制出非典疫苗，也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这次看不到了。说明我们大家包括媒体都比过去成熟了，全民都喝中药汤的情况恐怕这次也不会发生了。这里我要顺便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中药方可以预防甲型H1N1流感，而戒烟，戒酒，适量的身体活动是有科学证据证明可以降低人得病和死亡的危险性的。

新京报：从2003年之后，我国形成了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黄建始：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表明了政府执政思想的转变，现在是根据疾病流行的规律，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关键环节实实在在地扎实进行防控，而不是迷信所谓的“高科技”，所以应该说，我们做的是很到位的。

新京报：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出现在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黄建始：首先反应很迅速，在甲型H1N1出现之初，国家就作出了主要依靠公共卫生手段的8大防控措施的决策，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我们的领导层在传染病防控的策略制定上更加成熟了。

具体到各部门，卫生部牵头协调各个部门工作，质监总局负责检验检疫，卫生部负责与人相关的流感的检测，农业部负责猪的相关监测，等等。当然在体制上还应该有一些改善的空间，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和决心的，不可能“临时抱佛脚”。

从疾控中心来看，从“非典”、防治禽流感以来，积累了很多经验。另外，从储备物资的准备到疫苗的研制和诊断检测试剂的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新京报：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自香港发现确诊病例后，与确诊者同机的乘客，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都被找到了。

黄建始：这是多部门合作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民航提供乘客信息，各地疾控部门积极寻找，才保证了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暴露着并对其进行隔离观察。应该说根据我在美国工作的经验，这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当年香港有了“非典”后，美国立刻找到与香港首例患者住过同一酒店回到美国的美国人，立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观察。当时我们做不到，这次我们做到了。

另外，上次我国的很多防控工作都是由国际卫生组织指导来做，这次我们有能力独立去做，和国际卫生组织是合作的关系，而且信息很透明。

新京报：还有一个例子是，全球传出疫情后，我国出台了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一系列文件，比如诊疗方案、应急指南，并且将这一病毒加入的乙类传染病的监控体系，这说明什么？

黄建始：这也是个非常大的进步，这完全按照防控的策略去做的，科学依法防治，采用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

新京报：刚才您说政府部门间的协作，那我国有没有一套自上而下的防控体系？

黄建始：非典之后，我国一直在做国家公共卫生应急预案的建设。国务院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卫生部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总体预案下面还有分预案，比如从卫生部到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应对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与应急预案》，流感未到前如何防控、发生了疫情如何控制、每一个步骤政府部门要做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

疾控部门还建设了传染病的直报系统，如果发现了疫情，几分钟里，就可以报告到国家疾控中心。上报的时间都有明确规定，不上报瞒报也有相应的责任追究。

新京报：刚才您说到，我国在体制上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指的是什么？

黄建始：有两个改善空间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解决的。一个是整体的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在业务水平和观念的改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最主要就是医务队伍，这个提高要从医学教育层面上来抓，因为我们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不重视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美国规定预防医学内容占医生执业考试七分之一的内容。由于我国医生在这方面缺少观念、知识和技能的准备，会给我们在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上带来有待完善之处。不过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需要长期投资。从教育源头上去完善。

另一方面，就是公众的健康素质有待提高。如果大家都知道根据科学证据指导自己的预防，就不会有人对新发传染病喝板蓝根去预防。这些是没有科学证据的。是药三分毒，好好地人喝这些东西肯定会降低抵抗力。科学的方法的管好嘴用好腿不抽烟不喝酒好心态，这是有科学根据证明有益于健康的。当然，提高国民的整体健康素质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抓这些事情，但是还有待时日。

新京报：如果要是真正在我国发现了确诊病例，您作为专家，请给普通人提一些建议。

黄建始：首先，我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流行，不应该有专家。不过，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根据我的知识准备和实际经验，我建议每个人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的状况，心中有数，敌人来了就不会慌；二是要保持和养成健康的好习惯；第三要遵照政府公共卫生专业机构建议行事；第四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听信所谓的专家，包括美国来的在内，说发明了一个特效的东西可以保护您。要相信政府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保持好的心态。

200957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