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与同性恋

在汉代，佞臣受宠。从历史的记载分析，汉帝与这些受宠的佞臣之间存在着暖昧关系，有着同性恋行为。而这些有同性恋行为的帝王，又主要集中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专作一卷《佞幸列传》，班固在《汉书》中又作一卷《佞幸传》，两传所载的都是西汉人物。而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虽百世可知也。”而《佞幸传赞》中叹息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王充在《论衡·卷第二·幸偶篇》中说：“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佞幸之徒，闳、藉孺之辈。无德薄才，以色称媚，不宜爱而受宠，不当亲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为之作传。”可见，“佞幸”之人指没有才学，靠奉迎拍马而得宠的“邪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佞臣都靠“男色”来受宠，但这里的确有许多人以“男色”作为手段而得势。

（1）高祖与籍孺、惠帝与闳孺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樊哙误撞而看见了刘邦与一位宦臣暖昧行为的一幕，高祖“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其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高帝笑而起”（《史记·九十五》）。这里的暖昧关系有同性恋之嫌，其一，刘邦若真的患有重病，必与臣子尤其是太医商定治疗对策，而不能“恶见人”，“卧禁中”，“无得入群臣”，其二，一位皇帝枕着一位男人，绝非正常之举，而刘邦见樊哙马闯入，又感难为情，才“笑而起”。

司马迁有一段评价可以说明高祖与惠帝都有同性恋的行为，“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   义鸟、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可见，让郎侍们异性装扮，与自己睡在一起，这当然寓有性爱之意，而这些“郎侍”又是仿照籍孺和闳孺，说明这二人要比这些“郎侍”更为女性化。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籍孺与闳孺这二位男性宦臣，能行“妻道”、“妾妇之道”，其同性恋行为不言而喻。

（2）成帝与张放

《汉书·卷五十九》中记载：“鸿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与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莋，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张放与成帝的关系亦甚为暖昧，除了奉迎献媚之外，也难免让人推断其同性恋情。

（3）哀帝与董贤

《汉书·卷九十三·董贤传》中记载：“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父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子。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议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繇是始幸。……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褎（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褎起，其恩爱至此，贤亦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在我国，男人之间同寝一床并不意味一定是同性恋，兄弟、挚友同居一起，交流感情，乃是正常现象。但哀帝与董贤则不同，哀帝是“说其仪貌”，以至于因这种爱美之情甚笃，竟在同寝时仅为了董贤一刻安睡，将压在董贤身下的自己的袖子剪断，恐怕这种感情要比正常的夫妻、情人还要强烈。正是这种少见的情感，后人才能将其流传下来，以“断袖”这个典故来喻同性恋者。与卫灵公宠幸弥子瑕的“馀桃”组合成一句成语“馀桃断袖”，成为同性恋的邪称。

当然，并不是每位汉帝都有同性恋情结，其它的佞臣也可能仅是些谗言奉迎之徒而已。有些学者扑风捉影，地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实为不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汉代的同性恋是存在的，而且多为正史所载。这表明当时人们虽把同性恋与佞臣、奸臣联系在起，予以痛斥，但从文献上看，这种痛诉是因其祸国殃民，而朝野上下对同性恋虽不赞誉，但也是抱有宽容的态度。从此可知，除君王之外，其它臣子及民众也一定有同性恋现象。班固在《汉书》记载了燕王刘定国的同性恋行为，“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坐死”（《汉书·卷三十五·燕王文泽传附》）。对“子昆弟”的含义，张在舟先生释为儿子和弟弟，那么，刘定国不仅有同性恋行为，而且其对象是自己的儿子，可见不仅乱性，而且乱伦^[32]。象这样的记载不多，尤其是平民，更无从考证，但同性恋现象在民间存在这是肯定的，古语“鸡奸”一词表明，同性恋是现象并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