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君王与男风

在我国古代，同性恋现象究竟始于何时，古人们也曾进行过探讨，清代文人纪昀认为“娈童始于黄帝”（《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那么同性恋是否真的始于黄帝时代？显然这是托古之风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医学史上，人们亦把黄帝看成是医的始祖，同样也认为黄帝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一切。这种民族热情的确掩盖了许多历史事实，同性恋的溯源亦如此。当然，这种观点虽然不很准确，却说明了一个真实的内容，即同性恋与我们的民族同存，或者说，与人类同存，甚至早于人类，即从一般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就可能存在。让我们感到这种可能的，就是现在动物之间的同性性行为。

（1）美男破老

在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同性恋应首推《周书》。《周书》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非成于一时一人。见于《韩非子·说疑》、《汉书·艺文志》及《尚书》等。又称《逸周书》。《战国策·秦策一》中提到《周书》关于同性恋的记载，“晋献公欲伐郭，而惮舟之侨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舌。’乃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荀息生活于春秋前期，他所见的《周书》应在更早时就已经出现。美女在《战国策》中已被明确为女乐，而与其相又应的美男亦应为男性倡优，对于“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解释，陈逢衡在《逸周书汇校辑注·卷二·武称解》中说：“ 国君好艾则远弃典型，故破老；国君好内则忠谏塞路，故破舌。”可见美男不仅是男性同性恋者，而且还遗害无穷。

（2）齐景公与羽人

《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具体的同性恋故事。书中载：“景公盖姣。有羽人视景公僭者。公谓左右曰：‘问之，何视寡人之僭也？’羽人对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窃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杀之。’晏子不时而入见曰：‘盖闻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将杀之。’晏子对曰：‘婴闻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公曰：‘恶，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将使抱背。’”这里，景公并不是个主动同性恋者，但羽人的行为的确有性爱的成份。当然，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行为是厌烦的，致使因“色寡人”故“杀之”。虽然如此，但并不是罪不可赦的，所以，晏婴的劝解使这个羽人转危这安。并成景公沐浴的侍者，景公允许羽人在他沐浴时“抱背”，明知羽人有同性爱之心而允许之，并且又允许进一步的肉体接触，可见景公对这种同性行为的默许。

（3）卫灵公与弥子瑕

如果说齐景公是被动默许同性恋，而卫灵公则是主动的同性恋者。《韩非子·说难》中就记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瑕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应强调的是这理的“爱”字与今天的爱情之爱并非相同，但这里的“爱”字的确有着性爱的成份，卫灵公与弥子瑕有性爱之嫌。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因为卫灵公对弥子瑕的宠爱超出了战国时期一般的君臣关系。如果说私乘卫灵公的车去探望母病，是因为他有亲情孝道而让人尊敬，可赦于刖刑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与卫灵公同吃一个甘桃却有着地道的卿卿我我的意味。当然，这种关系是短暂的。韩非子认为，这种爱之所以短暂，是因为“色衰”而“爱弛”。因为一个人的漂亮是短暂的，而因容貌的变化而失去这种卿卿我我的爱，这显然不同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工作上的爱，亦不同于真挚朋友之间的爱，因为这些爱会因时间的流逝，随着思想交流的深入而爱得更深。那么对容貌的追求，男性之间取悦于容貌，实在是有性爱的成份。那么，弥子瑕是否是女性而非男性呢？下面的文字显然作出了回答，“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韩诗外传·卷七》）。蘧伯玉为贤臣，曾因弥子瑕被宠而未得重用，可见弥子瑕虽为不肖者却也是臣子，自然应为男子。而历史上认为弥子瑕的失宠是因为史鱼尸谏的结果^[25]，这显然证据不足。我赞成韩非子的看法，是因为弥子瑕“色衰”，而卫灵公的“爱驰”后，这个史鱼尸谏方才奏效而已。

（4）楚宣王（当为楚宣王）与安陵君

《战国策·楚策》中记载：“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进，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命。’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悦，乃封坛为安陵君。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

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安陵君是女子而非男性。唐人林宝在《元和姓纂》中说：“安陵小国，后氏之，安陵缠，楚王妃。”我认为此观点是错误的，安陵君为男子无疑。江乙对安陵君的提问表明，安陵君没有自己可依赖的土地，与国王又无亲缘关系却居于尊位，享受优厚的奉禄，并且国内的百姓见到他则要顶礼膜拜，江乙认为这不合道理，这样的待遇过高。如果安陵君为女性。女性以其姿色而获得这种待遇是很自然的，历代王后王妃皆如此。安陵君与楚王的关系极为密切，“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即同睡同乘。安陵君自述这种待遇的获得，是楚王“过举而色”，江乙告诫说君王对于宠妾的嬖爱往往等不到席子睡坏就会停止，对于宠臣的嬖爱往往等不到轩车用坏也会停止，并为安陵君献策，让他许诺为楚王殉葬。安陵君果真许诺“愿得以身试黄泉”，以搏得了楚王的终身信任与宠幸。这种同性恋，已为当时的上层社会所赞许，“君子”们佩服江乙善于计谋，而赞同安陵君的聪明。

（5）魏王（可能为魏安釐王）与龙阳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臣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龙阳君与安陵君有着相同的感受，即害怕失宠。龙阳君没有安陵君那样的许诺，却由对所钓之鱼的态度而联想到自己的未来，并告之魏王，以求得魏王永恒的爱。当然，有人认为龙阳非男性，而是女子，吴师道在对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重加校注本中说龙阳“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寿陵君、赵建信君之比；长孙佐辅于《武陵》等诗，用‘前鱼’字，皆以宫人言之”。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得幸于王”、且称为“美人”，看来有女性之嫌，但这些侍候魏王之事，也并非男子不可为，今天提及“美人”即为美女之称。而此处之“美人”的含义也不能仅以今天意义去理解。

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佞幸列传》中有“泣鱼窍驾，著目前论”中把“泣鱼”这个典故与“窍驾”相提并论，归为一类，且把安陵与龙阳皆列为佞幸之臣，而非嫔妃，可见二位皆为男性。另外，龙阳自称“臣”，并未称“妻”、“妾”之类的称谓，而且是“爵至人君”，而女子为官为爵者实在罕见，因此我认为龙阳当为男性。龙阳与魏王这个故事已成为一个典故。后世皆以“龙阳”来喻男性同性恋。

从《逸周书》中的“美男破老”，到齐景公与羽人，卫灵公与弥子瑕，楚宣王与安陵君、魏王与龙阳等，可知晓先秦君王的同性恋风气很浓。其实远不止这几位，还有许多君王与臣的关系过于爱昧，如庄辛告诫楚襄王说：“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战国策·楚策》）结果“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同上）。有人告诫建信君说：“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恶之色，君必困矣。”（《战国策·赵策》，可见建信君与赵王的君臣关系亦有“色”的成份。宋景公十分宠爱外嬖向  （桓

  ），向  看中的公子地的几匹白马，想据为已有，景公竟“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公子地知道后“怒，使其徒扌失   ，而夺之。

  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左传》定公元十年），君主因臣子受辱而心痛流泪，这实在为这个君臣关系增添了暖昧的回味。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很多，以至于使韩非子叹息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韩非子·爱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