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说“法律是一种预测”。人们遵守法律，在于知道违反法律的后果而畏之。法律人办案，则是基于对法律的预测而行事。法律就像一把尺，存在人们的心中，法律人就是测量师，精确地估量着法律后果。然而，方舟子被袭案，被判的离谱，大跌眼镜，远远超出司法常识。法律人对法律“测不准”了，最准的预测是“无法预测”，这样法律的是相当危险的。

在方舟子被袭击案中，对于被告肖传国的罪名预测，被害人的预测是故意杀人（未遂）罪，被告人的预测是无罪，司法机关的预测是寻衅滋事罪，民众的普遍预测是故意伤害罪。最后一审法院认定寻衅滋事罪。这个结果，超出了司法常识，使得法律只是司法者的法律。而之所以定寻衅滋事罪，只是为了维护司法机关逮捕的正确性，必须定罪。由此可见，司法的滥权，使得法律的稳定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

当然，司法机关判决该案时，在实体上也是听过民意的。或许认为：方舟子一方的预测过重，肖传国一方的预测过轻，民众的预测适当但法律适用上有疑难，于是走中庸之道，来个独辟蹊径的罪名，对双方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对各方也是一个交代，尤其司法机关自身可以解套。然而，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在维护一个个案的正义，实际上却破坏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实际还是权力在办案。

法律的预测，就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经常正确时，人们出行以之为参考，然而当明明下雨，天气预报却说晴转多云时，人们不会再去信它，而只会依照自己的经验行事，天气预报也失去了其意义。同样，司法必须可预测，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