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对照先前报道的“答记者问”，仔细研究公布的规定，发现：其一公布文件的主体，由公安部改为最高法院；其二，内容大为缩水，宣示意义大于实际作用。报道版未提及该证据规定的条文数，而公布版是15条，由此可见报道时，连条文数都尚未确定，何况内容？法院和公安、检察部门的分歧巨大。就证据法而言，本是人大立法事项，但人大没立，实际由公检法来操作。在操作过程中，部门利益打架，最后妥协，闹的了一个缩水版文件。这个事件表明了当前法律和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

下面是上海知名律师张培鸿对该规定的解读：

      “答记者问”详细解释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指出有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答记者问”说：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8问，下同）“全文”则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六条）

      区别在哪里呢？在“答记者问”中，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者证据，规定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到了“全文”中，却变成了他的一项义务及责任。作为义务与责任，提供不出（全）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后果，学法律的人都十分清楚。

      2-3、法庭初步审查和控方证明。“答记者问”说：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对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直接进行犯罪事实的调查；有疑问的，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全文”表述为：法庭对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第七条）

      这一段的变化可说是相当吊诡：首先，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因被刑讯逼供所以说了假话，法庭居然要求公诉人用他说过的假话来证明取证过程是合法的；或者用没有被逼供时摄录的录音录像来证明逼供并不存在，因而取证过程是合法的；或者通知逼供人员到庭作证，指天发誓自己没有逼供被告人。其次，当公诉人连这点都做不到，当庭不能举证时，还可以要求法庭延期审理。我们知道，一旦延期，显然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根据刑诉法及其解释，公诉人其实是随时可以申请延期审理的（申请权而已），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加上一笔，无非是怕法庭不同意公诉人的申请。

      4-5、双方质证和法庭处理。“答记者问”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公诉人能够证明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合法的，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全文”对此作了大量的限制和补充。比如：准许当庭宣读和质证的审判前供述，不再只有公诉人能够举证排除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供述，还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能提供线索或者证据，或者虽已提供证据或者线索，但是法庭不认可的审判前供述，也可以当庭宣读、质证。这是什么意思？这不还是跟过去一样嘛！

      在立法和释法活动中，各个部门与群体使尽浑身解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其间各自妥协让步，求同存异也无不可，甚至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常态。但是这份证据规则的出台过程，无疑暴露了一种畸形的利益博弈模式，那就是暗箱操作与无原则的让步。所谓暗箱操作，即指对已发布的文件进行删改，增加有利自己的内容，削减无话语权群体（律师和被告人）的主张，最终导致发布时间与公布时间的无谓冲突。更为严重的是，正是这只翻云覆雨手，破坏了立法与释法活动的原始诉求及核心价值，使得一个事关基本人权的严肃命题，再次沦为一桩乏味的交易，是为无原则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