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案一审判决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在与社会长期的交往中，多次收受财物，只要有一项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那么对其他所有收取的钱财，不论收受原因、时间、是否有请托事项、是否为他们牟取了利益，应该认定为受贿行为”。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但司法实务之所以如此认定，是因刑法受贿罪规定有根本缺陷。

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按此规定，受贿是利用职务收钱办事。该条的缺陷是，不能包含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收钱没办事”行为。几乎每个受贿案件都会激辩有无请托事项？有无利用职务之便去谋取利益？这些举证是相当困难的。

必须从法律上解套。受贿侵犯职务的廉洁性，只要收钱，都是受贿。收钱办事的，属于情节严重；收钱未办事的，属于情节一般。对此，唐律就已区分，受财枉法和受财不枉法。美国刑法也规定，受贿枉法是重罪，受贿不枉法是轻罪。我国刑法应该借鉴这种受贿的两分法：清晰、明确、罪行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