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我参加了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举行的“创新治理”座谈会。会上我谈了关于中国创新方面的三点思考：一、以原创为核心的创新政策；二、以自主为核心的科研体制改革；三、以智库为核心的创新治理。

一、以原创为核心的创新政策

在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方面，比较有名的是德国李斯特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当时德国践行了这一理论，因此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应从幼稚产业保护中走出来，进入原创保护和培育的阶段，其它类型的竞争尽量让位于市场。

所以中国的创新政策应该以原创为核心，以鼓励创业、激励原创为首要目标。在政策的设计中，要关注概念验证、“苗圃”、天使投资、社会企业家、业态创新和社交化等最新的领域。

出现新的科研类型——概念验证。科学研究原来只有两类，一类是应用研究，一类是基础研究，目前出现了第三类——概念验证。基础研究是大学和研究所在进行，应用研究是企业在进行，概念验证则是由创业者来完成。做概念验证最著名的就是MIT的媒体实验室，越是独特的、越是尚未出现的想法、概念，越是能得到MIT媒体实验室的支持。

出现培育原创想法的“苗圃”。中国在建立了上千个孵化器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上千家创业咖啡，这些创业咖啡就是“苗圃”的一种。“苗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断激发和打磨创业者的想法。只有在“苗圃”中不断进行碰撞，才能真正出现原创的想法来。

出现了新型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现在创业者都是站在宏观的视角来思考，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就是不断涌现出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就是为了去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而去创业的，就是要改变社交、经济、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去帮助社会中有需要、有困难的那部分人。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问题，靠的是新的商业模式，而不是靠政府来解决。对中国来说，培育社会企业家还很困难，因为中国连NGO组织还不承认，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出现大量支持原创想法的“天使”。无论是在硅谷，还是在中关村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天使最在意的不是高额的投资回报，而是看创业者的想法是否够特别、够原创、够新奇。正式在天使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原创创业者。硅谷2011年创业数量达到了巨量的4万6千家，这背后就是硅谷天使数量的增加和投资额度的增长。

中国的希望就在于业态创新。今年3月我在哈佛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希望》，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于业态创新。全球化让企业商业模式的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商业模式的变化则导致了产业业态的变化。只有在业态快速变化中，在业态创新中，中国才有可能成就改变世界的大企业，诞生出原创新兴产业。但是美国人理解不了“业态”这个词，而中国人却能很好的理解，可以说中国各地的高新区、产业联盟都是在围绕着业态创新和新业态在做文章。

社交化让中国更有希望。哈贝马斯的社交理论的核心是有一个开放的社交空间让人们能够自由的交往，不再受到制度、文化等结构性暴力的影响。哈贝马斯的这个理想我认为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在这一轮全球社交化大潮中，中国不仅使用社交软件的人最多，通过社交化形成的新业态也是最多的。社交化带来的最大红利就是能够更加激发人们的原创想法和创意。

二、以自主性为核心的科研体制改革

中国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管的太多、太宽，中国的大学以及国家科研机构最缺乏的是科学自主性。

我记得80年代中国引入了一个学科叫科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科学共同体及其自主性，在竞争方式上研究同行评议和优先权，在体制方面研究科学的建制，包括基金、协会。现在科学界所遇到的问题全都是与科学自主性相关的，科学研究行政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最近我参加了几次座谈会，会上讨论科研经费应该怎么花，对科学家应该怎么评价。我认为这种讨论十分荒唐，科研经费该怎么花，科学家该怎么评价，这不是国家应该管的，科技部不该管，财政部更不该管。国家只应该管理科研经费预算，钱怎么花、人怎么评价应该回归到科研院所和科技共同体。一个机构如果连花钱的制度都没有，它就没有资格申报国家课题；一个大学如果连怎么评审教授都需要听政府的，这所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

现在国家要实现创新驱动，就一定要进行以自主性为核心的科研体制改革，就是让市场在科研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二是科研经费的管理的改革。二者的核心都是要让科研机构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最多只能管理经费预算的去向，不能去干预具体科研的内容。

中国的科研体制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全面改革的时候。在20年前用这个体制是因为我们都还在摸索着向前走，但现在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大国，并且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萌芽，所以我们更应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科研体制。

三、以智库为核心的创新治理

中国的决策体制改革是以1986年的软科学大会为标志的，当时万里做了一个到现在仍然有价值的报告——《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当时科技部所倡导的软科学就是现在智库的研究报告。

1994年我下海成立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第二年，科技部又召开了第二次软科学大会。宋健在这个会上强调：软科学要向咨询业转变。我在这个会上作了《高来，高去，高信誉——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咨询理论与实践》的发言，并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汇报了长城所的发展情况。科技部专门成立了软科学处，一直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方面做行政推动，研究软科学方法，团结了一批软科学专家、智库和咨询机构。

2012年，中国召开了全球智库峰会。在会议过程中，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我和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长城所被视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智库。2013年，中央领导几次就智库问题作出了批示，每次批示之后，新华社都派人来长城所进行采访。在长城所的成长过程中，科技部起了很大的作用。

今天讨论创新应该如何治理，我认为如果用更加市场化的办法，就是应该大力发展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

智库有三大原则：独立、科学和影响力。中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大多有官方背景，但这种智库的最大缺点就是独立性不够，因而科学性也就不强。中央重视智库以来，各种学术团体和事业单位都强调自己的智库功能，我认为这也不合适。学术团体应该发展自己的独立性，而智库型的事业单位更要加强独立性，而不是回归公务员体制。

创新治理作为一个新出现的议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创新治理应该以智库为核心，只有以智库为核心的创新治理，才能摆脱行政化的束缚。

智库应该在社会发展和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智库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够独立地产生报告，有助于政府和组织机构进行科学的决策。因此，无论是创新驱动还是创新治理，智库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