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黑格尔（Georg Hegel , 1770-1831）的哲学思想。但是马克思去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说过是他把黑格尔从倒立转回到正立的形象。另一方面来源于欧洲悠久的哲学传统。马克思于1841年完成博士论文的题目为《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异》。马克思探讨了柏拉图之前和之后的两个古希腊唯物主义学派。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460-370BC）提出了宇宙是由原子组成的观点，而伊壁鸠鲁（Epicurus，341-270BC）阐述了一种宁静的伦理哲学。

       马克思在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解释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之所以正确的原因：与德国传统哲学从天堂降至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格尔的哲学是从人间升至天堂。也就是说，黑格尔不是从人们想象的和设想的东西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和有血有肉的人出发，根据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展示这种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正如黑格尔在他的《世界历史哲学讲座》中对历史进步提供的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的描述一样，马克思也指出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演变构成时代进步的重要轨迹。然而，这个最后阶段，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却是关键的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因为它所涉及的对抗不仅是个人对抗个人和阶级对抗阶级，而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的生产力也为解决这种对抗创造了物质条件。”

        马克思在19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中指出，法律关系和政治形式起源于物质生活条件。他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法律关系和政治形式可理解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把钥匙。这种观点来自对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社会契约》的解读。马克思赞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最好的调查方法是从一开始就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中的序言中论述了法律关系和政治形式起源于物质生活条件：即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在这里，马克思引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经济基础是社会真正的基础，而由法律关系和政治形式构成的上层建筑，只是社会意识的反映而已。也就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发展、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他指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此时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巨大转变，从而开启一个革命的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迄今为止一切历史的历史”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理性历史中理念的逐渐展开和实现，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回顾各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之后，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无产阶级日益的贫困化，因此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力的化身就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开始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结盟。马克思把知识分子的先锋队看作是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引导人们走出洞穴的革命者。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公开的讲座和研讨会的方式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教育的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首先就是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垮台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作用就是加速革命的进程，并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做好准备。因此《共产党宣言》发出的是战斗的号令：首先是号召无产阶级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其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知识分子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走出资产阶级剥削的洞穴，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