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525-456BC) 所著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 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泰坦列出了教给人类的技能和工艺编目：天文学、数值计算、写作、住房、畜牧业、航海、医药、占卜、祭祀以及金属的应用。也就是说，当时古希腊的各行各业已掌握了广泛的知识和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希腊世界进入到智者的时代。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的表述，智者（sophist）是以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而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他们通过收费的方式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或技能传授给他人。博学的希庇阿斯（Hippias，443-399BC）被柏拉图视为智者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据说，他可以讲授任何古代学科的知识。像阿比德拉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of Abdera，490-420BC）、基奥斯的普罗迪库斯（Prodicus of Keos，465-395BC）和希庇阿斯走遍了整个古希腊世界。

       智者在柏拉图撰写的众多对话中，以诡辩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诡辩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在演讲中过分强调了修辞技巧对于听者的正面影响，忽视修辞错误对听众的错误引导。高尔吉亚（Gorgias，483-375BC）是西西里岛莱昂蒂尼城（Leontini）一位杰出的修辞老师和著名的演讲者，也是著名的诡辩主义者。据说，他用赚来的学费在特尔斐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纯金雕像。他在修辞上的造诣远超当时大多数语言老师的能力。

       他在柏拉图撰写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对话中，对修辞的概念加以解读：言论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以最不起眼、最不可见的形式成就最神圣的作品。言论对灵魂的影响就像药物可以改变人的身体状态一样。言论不仅可以让人摆脱恐惧，消除悲伤，创造快乐，增加怜悯之心。

      但是诡辩主义者在言论上的修辞错误往往给听者带来消极的误导。首先，其可以消除一种观点而植入另一种观点，导致难以置信和看不见的东西的出现。其次，在法律辩论中，其通过演讲技巧而不是陈述的真实性来左右和说服人群。第三，在哲学辩论中，其思维的敏捷很容易改变听者的观点。

      诡辩主义者的修辞错误在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柏拉图痛定思痛，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对话，驳斥诡辩主义者的种种观点，特别是关于正义的错误认知，还原哲学认识论的真相。

       在柏拉图撰写的对话《理想篇》中，诡辩主义者宣称，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古希腊世界的不同国家形式都是为强者服务的。不同的政府根据各自的利益，制定相应的法律。违法之人就变成了不公正的人。因此所有国家都有正义的原则，即强者的利益。

       那么苏格拉底是如何驳斥这种修辞上的错误：他说医学的作用是治病救人的，因此医生作为强者不能随心所欲只为了赚钱，他必须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船长之所以成为水手拥护的船长，在于他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相对应的技术声望，水手相信船长是因为他能为水手提供最好的服务或满足水手的切身利益。苏格拉底借用上述的例子告诉我们，正确的知识是领导者或强者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这是因为强者的正义首先是为弱者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因此，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服务于他人的特殊技能，而具有哲学家素养的统治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正义之人和国家正义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