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李建学

 今天收到样刊，我的散文《跟车》发表在《西北文学》2021年第三期。

 这期上稿的名家不少，熟悉的有陕西著名作家方英文、陈长吟和商子雍等，也有长庆油田的作家第广龙。

    这篇4月初写就的不足2000字小文，追忆母亲那一代人的艰辛生活，记录陇海铁路通过天水元龙乡镇段，曾经司空见惯的点滴往事。

 多年前的经历，镌刻着时代印记。

 感谢作家高鸿的热情鼓励。

 感谢为这篇文字付出辛劳的朋友们。

 也要感谢耐心的读者。

    2021年6月23日于西安•家中。

     附：                                          跟    车

                                                              〔散文〕李建学

 偶遇一张老照片，内容是围车兜售的图景。

 三十多年前的元龙，人们把围车兜售叫“跟车”。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习惯把到市场上做买卖说成“跟集”。

“跟车”应该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铁路塌方的日子，有人偶尔到被困的客车前卖煮鸡蛋。开水最初作为搭配白送，后来也卖。

 那时候，还没有“跟车”一说。

 大约1979年，元龙的市场彻底放开了。公社变革的逢五赶集恢复到早年的单日集，市管会的“红袖章”也消失了。

    农副产品可以随意交易，“跟车”小心翼翼的流行开来。

“跟车”的目标，多为元龙车站临时停靠的客车。我们叫票车，就是曾经的绿皮火车。叫卖的内容除了煮鸡蛋，多了几样时令水果。

 包产到户之前甚至十年后，家庭可卖的水果都十分有限。鸡蛋也没有多余的，更没有人想到叫卖当地小吃。“跟车”走起来，尝到好处的人发现家里没啥可卖了，就试着在集市上买来几斤桃子苹果之类，再拿到客车前叫卖。能赚一点差价，每天挣一块钱，也是巨大的收获。

 八十年代，元龙中学的学费，每学期2元。

“跟集”有单双日之分，“跟车”就得看车。那些能看准节点“跟车”的人，多为会过日子的妇女。有的就守在车站两旁高处的树下，篮子里带着针线活。

 母亲时常奔跑着“跟车”，为我和弟妹们都能念书。偶尔我也“跟车”，给母亲帮忙。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啥也卖不掉，常被人耻笑。

“跟车”要紧盯临时停靠的快车，出货机会多，一般不会空手。每天东西向各一趟按点上下客的慢车，坐的都是当地人，没生意。快车分特快和直快，有的快车经常在元龙火车站“待闭”，比如乌鲁木齐到上海的70次特快列车，叫“拐零”的那趟，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西来，要停下给东来的车让道。虽然不开车门，也从不上下客，却能通过车窗做买卖。有的快车爱停站外，就在西闸口之外，经常是公社门那一段弯道，急刹车一两分钟等进站的信号。每当看到这样的迹象，包括“扬旗”上的准确信号。周围四五个村庄“跟车”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喊叫着冲向越来越慢的列车。有时候能赶上，有时候空欢喜一场。到车开了，都会说笑着慢慢往回走。

“跟车”要跑，脚底下踩得道砟石哗啦啦响。也要会喊，当然有竞争。女人与女人为一两块钱的生意会吵架，甚至纠缠到一处厮打。

“跟车”有说道。

 比如车上的乘客把一块钱对半撕开，折起来当两块钱骗人。车开了，背着咒骂声远去。很多“跟车”人，用硬纸片或破布把竹篮底垫起来，再摆放水果。从车窗往下看，满满的一小竹篮果子，给了钱接到手，才发现就五六颗。

 火车塌方的时候，煮鸡蛋和开水卖得最快。鸡蛋两毛钱一个，五磅的暖瓶提开水，三毛五毛的都行。有时候倒满一茶缸，才要五分钱。平常“跟车”，当地水果卖得快。车下的人举着篮子，高声喊着：“两块钱”，“一块了”。也有喊“五毛”的，那是自家树上长的果子。车上的乘客抬起窗玻璃，用外地口音还价：“一块行不”、“五毛吧”？甚至说：“一毛钱，就要一个。”都是断堆子卖，来不及论斤两。

 那些年日子紧吧，没见谁卖过成品小吃，也不方便。有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妇女，捡来一只死鸡假做烧鸡卖。卖给谁不知道，反正没有人愿意跟在一起。

“跟车”有危险，年年出车祸，也死过几个人。

   1985年宝天线电气化通车，车速快了，人们追着列车叫卖的现象，并未减少。车站派出“红袖章”，赶羊一样呵斥着冲向列车的人群。也采取过扣留人没收竹篮的措施，都不能根治。一方面，人们早已不怕“红袖章”了；再说，都是附近村子里的闲人。另一方面，两三个“红袖章”阻挡不了“跟车”的潮流；瞅准机会冲上去，几分钟的生意，胜过七八天的劳作。

 1996年9月中旬，已在长庆油田工作满六年的我从新疆开笔会回来，坐“拐零”三天三夜去西安经过元龙。列车在激动的心跳中慢慢停在三道南站台，“跟车”的人流从两边漫过来。争先恐后的叫卖，哗啦啦响的脚步声，半个身子伸出窗外的我恍然如梦。

 先看到堂妹，再看到五弟，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都说母亲的苹果卖完了，应该在回家的路上。

 列车再踏旅程，五味陈杂的我以乘客身份，第一次感受了乡亲们“跟车”的热切。头一回深刻认识到，靠这种母鸡刨食的模式，很难改变故乡的生活。

 一年后站台做了半封闭，有专人穿白大褂在站上推车叫卖，“跟车”的人就少了。

 新世纪前两年，宝天铁路复线通车，站外停车的现象没有了。新世纪以来，铁路多次提速，小站都不停客车了。追着火车叫卖的现象，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寂静的夜晚，我在小说中写过“跟车”的人和事。

 再往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变，年轻人大都打工去了，元龙一带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花椒生产和集散地。留守的老人和女儿娃娃要打理花椒，元龙火车站也东移3公里左右，成了全封闭的小站。“跟车”的情景，渐行渐远。

 当年“跟车”的人，一天天老去。

 那一张张亲切的脸，那一场场热情的叫卖，都成了记忆。

 母亲也离开了我们。

“跟车”的往事，就是我的经历。

2021年4月1日晨于西安•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