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建学

《长庆石油报》是我的贵“人”。

 30多年来，我的工作生活与这份企业报有不解之缘。

 1988年12月26日，考入泾河之滨长庆石油学校3个月零5天的我，冷不丁在120公里外的《长庆石油报》上发表了一首只有10行的小诗——《勘探队员》。浓墨的铅字和两块五毛钱稿费，激励我成为文学的追梦人，也让我记住了那个很文艺的副刊名称——“油浪”。从此，开启了我与《长庆石油报》的几度缠绵。 

 学生时代，先后在《长庆石油报》上发表了5篇稿子，大都是稚嫩的诗文，只有1篇反映学校情况的“豆腐块”消息。

 1990年3月下旬到4月底，我们16名同学来到长庆石油勘探局机关所在地庆阳县城，走进子弟总校做教学实习。我实习初二7班班主任，代《语文》课。那时候背负着毕业分配的巨大压力，头一回走过报社的大门也没敢进去看看。

 师范88级中文班在校期间，开设的课程是“大专”，我们拿到的文凭却是“中专”。也就在毕业那年，油田的中学不要“中专”生了，进人标准是“大专”以上的毕业生。子弟小学也不欢迎我们，欢迎的是小师范毕业的“普教”生，就是那些啥课都能教的老师。怎么办？到哪里去？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题。

 一个多月的实习期，天天跟年级组的老师们在一起；言传身教，学到不少东西。就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悄悄写了几篇稿子。有一篇人物通讯发表在5月30日的《长庆石油报》上，题目是《桃李新曲——记子弟总校实验班教师任改菊》。任老师是多年的先进，为人师表堪称楷模；给我们手把手传授教学经验之外，她还带我等3个农村来的实习生到家里吃过臊子面。于是，我就在访谈的基础上搜集资料写了她。3千字的稿子，用复写纸抄在作文本上，羞答答的送进《长庆石油报》编辑部。大名鼎鼎的夏步海老师接待了我，当时就提了修改意见。实习结束返校，当我在长庆桥看到报纸发稿落款的“本报通讯员李建学”时，激动的心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因为这篇稿子，报社到学校选人时，有位姓李的组织干事在著名的“将军楼”约见了我，鼓励我毕业后到报社去工作。也就是说，是《长庆石油报》，让我的毕业分配意料不到的顺利。

 更顺利的还在后头。

 7月12日晚上，勘探开发研究院政工办的一位副主任来考察毕业生，当时我正在灯光球场看露天电影，被班主任找人叫到小招待所。那位副主任说研究院已经确定了我的分配去向，很快就来车接。

 后来才知道，写任改菊老师的那篇报道让我露了脸；另一篇写实习生活的散文经人推荐，让我受到油田一位作家的关注；他当时是研究院主管宣传的政工办副主任。散文就是《甜甜的回忆》，发在6月14日的《甘肃工人报》副刊上。在石油学校第二课堂讲过新闻写作的赵军才老师看到后，及时保荐了我。当时，他已经调入研究院任团委书记。缘于写作，我被当作“笔杆子”从组织部点名要到了研究院。 

 在千军万过独木桥的毕业分配关口，如果没有《长庆石油报》，也许就没有我三十多年的厂处机关工作经历。《长庆石油报》对我，无疑于雪中送炭。

 分配到庆阳，工作虽然与报社失之交臂，情感却与这份报纸缠绵不休。

 1990年整个冬季，我都在第二采油厂南区大队生产实习。每天早晨爬大卡车到马岭川道的102井站顶班，学当一名采油工。跟真正的石油工人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我的思维；其间不仅给报纸和广播写过新闻稿，第一篇石油题材的小小说《K姐》，就编发在作家程正才主持的“油浪”副刊上。 

 1991春节过后，我在研究院政工办搞宣传。因为工作和业余写作，我成了《长庆石油报》的忠实读者，也成了报纸的骨干通讯员和业余作者。那些年，看报纸是一种习惯。每期的《长庆石油报》拿到手，先找自己的稿子，再看单位的消息，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名字。那些年，四开小报纸展开来，从头版翻到四版，都能看到第广龙的稿子。稍后的几年，也能看到彭旭峰的名字。还有那些精辟的时评，包括局机关和报社大笔杆子写的社论，有的篇章甚至要摘录细究。 

 那些年，我是研究院马路斜对面报社小院的常客。我的同学兼老乡王三勇分到报社当记者，后来远走加拿大的女同学黄亚娟也在报社编辑部。我跟王三勇称兄道弟几十年，我们一起读书、学下围棋、相约看电影，包括定期赶往西峰参加每年两次的自学考试。因为常去报社，门卫从来不拦我。因为稿件发表，也会到报社财务去领稿费；积攒了两年多的稿费，在桥头买来第一辆自行车。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不仅在这份企业报上发表过诗文和短评，更多的是反映油气勘探开发成果和技术创新动态的新闻稿，还有人物通讯。在庆阳的8年，报社举办过三届全油田层面的新闻理论研讨会，我获过2个论文小奖。1991年《浅谈企业报的可读性》获首届研讨会纪念奖，1992年《人物通讯刍议》获第二届研讨会纪念奖。虽然都是鼓励性质的奖励，对我这样的新手却是上进的锣鼓。这样的活动都在报社进行，几乎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参加，不少领导和前辈亦师亦友很多年。 

 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才出来，编辑部主任刘仁老师打来电话，从他那里我拿到了初版新书。我的短篇小说《守诚家的》在《地火》发表以后，资深记者兼小说家杨虎林老远就喊我——“建学家的”。后来成为宣传部长的戴娜，一字一句的给我改过稿子。还有前些年当过新闻中心主任的雍亚明，也是多年的领导和老师。 

 做宣传工作的三四年，经常在《长庆石油报》上发稿子，获过“头条好新闻”竞赛和各类征文奖。这份简朴的报纸，把我的名字传到陕甘宁三省区的油气生产一线。

 1993年夏，开始兼职共青团工作，我的业务部分的离开了宣传岗位，业余写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1994年秋，当选研究院第七届团委书记，工作重心变了，写稿投稿的热情不减，《长庆石油报》必然首选。1995年以来，除了在“油浪”上发小诗文，也在《北斗》和《长庆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因此，我把发表文学作品的起点放在这一年。 

 1996年底，我有短篇小说在《飞天》发表；第一个中篇《黄金季节》也刊发在《地火》上。稿子慢慢写长了，就不太上《长庆石油报》了。报纸用稿有版面限制，卡字数；有时候多一个字，都不行。

1997年刊发于《飞天》的短篇小说《清汤一碗》，1998年获全国石油职工文化大赛奖，并入选《总是石油情》出版；把我的热情，从给报社投稿转到写小说上了。

 1998年8月，研究院先于报社一年多搬迁西安，我的业务转为党政综合办做文字。1999年9月，经过重组改制，报社留在存续企业长庆石油勘探局，研究院进入新兴的长庆油田公司。油田公司开始没有宣传岗位，二级单位也压缩了机构和人员。忙了文字材料，淡漠了宣传业务；《长庆石油报》虽然跟我们在一个基地大院，却少了往来。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院有15名打字和印刷工人被划转到报社，其中有我选树的油田级优秀青工。

 后来随着业务整合，勘探局在报社基础上成立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新闻中心，形成了以报纸、电视和网络为主体的新格局；《长庆石油报》逐步进入了多媒体时代。

 新世纪之初的几年，研究院组织拍摄了4部“鄂尔多斯盆地地质剖面专题片”。作为撰稿人和摄影之一，我们充分利用新闻中心的设备和技术，为油气勘探开发科研工作创造条件，很多剖面影像已成绝版。

 在西安的前6年，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女儿上学，日子过得跟救火似的。读书与写作成了奢侈事，很少看报纸了。2005年左右，很多的老报人陆续退出岗位，王三勇也调离了长庆；伴随“油浪”副刊的式微，我跟这份飘散着油墨香的报纸渐行渐远。偶尔看到改版后对开大报的《长庆石油报》，就会怀念在庆阳的日子。

 那些寂静的夜晚，独坐灯下发呆，间或写一点有关石油和石油人的故事。回顾来时的路，起点就在学生时代的《长庆石油报》上。

 2008年，经过再次重组，新闻中心回归油田公司二级单位。

 2012年6月，我再次转到老本行，成为研究院第一个宣传科长。油田的媒体，无论网络还是报刊，都是不可缺少的业务平台。这时候才发现，工作上联系多了，跟人的关系却太少了。一个原因是网络冲击，这些年不用见面就能采访，也能改稿发稿；再就是评奖和活动少了，曾经的新闻研讨会，早已成了往事。还有一个原因，新闻中心的编辑记者大多属于小字辈，我们缺乏共同话题；更可怕的是老旧理念限制了我的工作想象，连自媒体都不愿尝试，也没有理解“融媒体中心”的内涵和意义。

 8年来，通过推送新闻稿和配合采访活动，《长庆石油报》作为传统媒体，为研究院的地位和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我们联手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以新闻中心为主，研究院积极配合，由优秀青年记者徐佳采写的专稿——《石油科研工作者的好榜样张文正》，8月26日在《长庆石油报》上全文发表，近4万字。一份报纸只发1篇稿子，之前没见过。从1971年初创办《长庆战报》，到现在步入五十华诞的《长庆石油报》，头一回这样宣传石油天然气技术专家，头一回整版报道了我们研究院的张教授；头一回以这种方式，向国内外推介了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38年心路历程。借助这个专题，我与《长庆石油报》再续前缘。 

 周六上午，朋友圈看到《长庆石油报》征集五十年故事的消息，有些动情。很多的人和事，如在昨天。

 2020年7月，再次离开了宣传工作。于我而言，《长庆石油报》就是命中的贵“人”。这份朴素的报纸如一盏明灯，几度以亲情的图文照亮我的工作生活。那些上进的锣鼓，激励我不断超越过去；以微不足道的光和热，给同行者温暖，也暖和自己。

                                  2021年1月23日于西安•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