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隋唐盛世最鼎盛的时期，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上都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王维、孟浩然是田园诗的代言人，那么边塞诗的代表诗人，无疑就是高适和岑参，后人将其称作“高岑”。

    翻阅史书，我们不难发现，岑参的出身比高适好些。在《感旧赋》中，岑参很自豪写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只可惜，家族声望未能惠及到岑参本人，以致他“久与人情疏，转爱丘壑中”。

    当然，岑参也在这里用功读书，为出仕做着准备。

    开元二十四年，20岁的岑参“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决定去首都碰碰运气。于是，他一路来到长安，并献书阙下。遗憾的是，献书没有下文。所以，路经潼关时，诗人“羞见关城吏”。

    岑参晋身仕途时，已经29岁了，可九品芝麻官一干就是两年。为此，诗人产生了人生紧迫感：“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乃英雄一丈夫”。于是，他立志向班超学习，投笔从戎。

    天宝八年，高仙芝统领安西四镇节度使，岑参被邀担任幕府秘书。

    这是岑参第一次出塞。西出阳关，诗人一走就是两个多月，“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走过山峦群集，穿越黄沙遍野。再往前走，气温骤然降了下来。八月在中原还是瓜香果熟之际，但“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一语惊人，岂不是家乡的“千树万树梨花开”啊。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满目所见的，只有铁衣、狐裘和角弓；充塞耳畔的，则是风吼、马嘶与羌笛。在诗人传递出来的气象信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瀚海阑干百丈冰”。与内地数十倍的温差，在当时也许不能用数字求证，可他用笔告诉我们：狐裘穿在身上也不暖和了，红旗也冻得翻不起来了，就连天上的云层也仿佛凝成了一片……岑参在军营呆了一年多，郁郁不得志，最后回到了长安。

    天宝十三年，岑参第二次出塞，这次投奔的是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和高仙芝“美姿容”不同，封常清“相貌丑”，但人不可貌相，封常清也是盛唐一员悍将。因为攻灭大勃律有功，唐玄宗还亲自在华清池接待过他。

    岑参在封常清手下干了三年，期间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尽管绝大多数是吹捧顶头上司的，但没有不影响他的才华横溢。那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是典型的大唐狂人的作风。“汉家大将西出师”是在“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恶劣气候中行军。光从这种气氛里就能使人感觉到，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铁军。所以，诗人信心十足地断定，“虏骑闻之应胆慑”因而要在“车师西门伫献捷”。

    “君不见，走马川，学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也许真的是巧合，就在岑参当第二次出塞时，高适也选择了弃笔从戎。

    在唐朝诗人之中，高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就他混得最好。尽管在成名之前，也当过二十多年“京漂”，但他可不是吃喝玩乐。期间不仅认识了“兴来书自盛，醉后语尤颠”的书法家张旭，还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琴师董庭兰打得火热。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那首足以影响他一生的《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的确是一首好诗，是高适写给大将军张守珪的，古今唐诗选本很少有不选这一首的。说起来，张守珪也是盛唐名将，屡立奇功，深得唐玄宗恩宠。遗憾的是，最后骄兵而败，晚节不保。

    突厥在关外杀人放火，探马带着军情来了。本来就“山川萧条极边土”，可汉家将士还敲着锣打着鼓，过了山海关。各种旗帜迎风飞扬，满山遍野。这哪里是去打仗，更像是摆阔搞演习去了，军队里到处蔓延着骄兵情绪。前方是“战士军前半死生”，可主将还在后方“美人帐下犹歌舞”。战争惨败了，曾经“天子非常赐颜色”的将领看着夕阳下越来越少的兵士们，恨不当初。在敌人久困城池后，粮草终会用完，与其饿死，不如“相看白刃血纷纷”。诗人最后写到，如果飞将军李广还在人世，统兵杀敌，沙场征战，一定会减少很多悲苦的。

    一直混到50岁，高适总算进了官场。50岁是什么概念，王勃、李贺的人生都快活了两轮，杜牧、元稹也是入土为安的人了。而高适仅仅是县尉，还好福大命大。高适不愿“揣摩惭黠吏”，毅然投奔哥舒翰幕府效劳去了。

    哥舒翰是胡将，这一点与阿史那杜尔一样，都曾是突厥酋长，却又都是对唐朝忠心不二的主。如果说石堡城一战哥舒翰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攻破黄河九曲就是盖世之功了。自此之后，西北边疆再无战事，不少人为他写了颂歌，最牛的就是那首《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高适出塞第三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诗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巨变。在这场内乱中，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三人成了十足的倒霉蛋，也成为替李氏江山顶缸的最悲情人选。据《新唐书》记载，封常清被杀后，陈尸于高仙芝身旁。高仙芝看着同僚的头颅引颈受戮。哥舒翰死得更惨，是被安禄山诛杀的，还被冤为降敌求生。

    失去主公的岑参和高适，几乎同时在长安见了面。经“诗圣”杜甫的荐举，岑参做了右补阙，但因为他“频上封章，指述权佞”，很快就被贬谪出京，客死异乡。高适则不同，安史之乱给了他一个扶摇直上的机会。因为帮助肃宗在防范永王谋反这件事立了大功，一下子进入高官行列。

    遗憾的是，此时的高适已是垂暮之年，上任第三年就离开了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