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看来，李白的名气要比王维响亮很多。不过，在唐朝那会儿，“诗佛”王维的名气却远在“诗仙”李白之上。原因大抵有两条：一是王维多方面过人的才华，此外王维还拥有高贵门第和侠客情怀。

   在王维看来，长安游侠是值得称赞的。这些人“相逢义气为君饮”，辅之于美酒、高楼、垂柳、骏马，活脱脱一个侠客形象。这些人虽然“出身仕汉羽林郎”，也深知不宜去边庭受苦，却仍然义无反顾，开赴前线，虽死亦无所怨。更令人钦佩的是，这些人往往一战成名，却又功成不居，“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洒脱之至。霍去病就是这类人中的典型代表，以至于每当低吟这组诗，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冠军侯”来。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从先秦的荆轲、聂政，到两汉的郭解、楼护，再到隋唐的李靖、红拂女和虬髯客，历代相传，弥久不衰。陈叔宝《乌栖曲》云：“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从当时文人诗歌推崇来看，诸如《长安少年行》、《轻薄篇》、《刘生》、《游侠篇》、《长安有狭邪行》、《长安道》等乐府诗题所表现的内容，则足以反映出当时长安游侠风气之盛。

    作为大唐的“万人迷”，王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现象级才子。如果说《少年行》是他前半生的轨迹，那么他的后半生就是一条典型的“诗佛”之路。从“万国来朝”到“兵荒马乱”，弹指一挥间，盛世匍然衰折，人生反复无常，诗人内心苦闷，彻底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注意力也从官场转向山水，转向寂寞柴门。

    事实上，诗人刚出道时，一心只想报效朝廷，也曾意气风发地写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特别是刚到长安那一年，适逢重阳节，17岁的诗人大笔一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样思念的句子一吟而出，便成为千百年来游子的心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好友元二离开长安时，王维一面弹着琵琶，一面高唱着《阳关三叠》：“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曲一出，不胫而走，遂成了离别之音。名相张九龄被贬离京之后，诗人又发出了“举世无相知，终日思旧恩”的感概。一趟趟阳关饯别，一次次灞桥赠柳，激起了诗人无限离愁。

    安史之乱后，诗人陷入了人生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矛盾之中，只得用“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来表现自己的心迹。然而，当得到朝廷理解与宽恕，并且获得更高名誉和地位后，却顿生归隐之心，急流勇退。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在钟南山脚下，诗人买下了宋之问的辋川别墅，加以营建，陶然隐居。面对青山绿水，吟诗作画，听乐弹琴，修身养性，参禅悟道，与自然相亲，正所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静中有动，禅意尽显，主人公若没有十二分的佛性，决然写不出如此佳句的。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中年丧偶，以诗人当时的名望来看，完全可以续弦再娶，甚至还可以三房六妾，但王维情缘已了，最终竟然“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摒绝尘埃。”他那首写给李龟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或许就是对亡妻的最好慰藉！

    佛家有云，一个僧侣，无论他多大年纪，既是老人又是少年，总是超然物外、心胸开阔。王维的心境，还真是如此。在诗人的笔下，空山并非寂寞凄凉之所。即便是“空山不见人”，也会“但闻人语响”，山更像是诗人忠实的伙伴，伴随着诗人独坐和沉思。秋高气爽之时，新雨沐浴之后，空山更是如此。

    王维笃信佛教，甚至连名字都来自佛经。名维，字摩诘，连读就是“维摩诘”，是佛经人物。在《鸟鸣涧》一诗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相由心生，这“相”包括了声音。“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不必把空虚和浮躁推于外物影响上，这是僧家的最高境界，诗人竟然做到了。

    王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因为母亲一心向佛，尽管诗人名动文坛，仍然跟随母亲常年吃斋念佛，清茶淡饭，承欢膝下。可以这么说，王维晚年研佛，不能不说是受了家庭，尤其是受到母亲耳濡目染般的影响。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面对山水，诗人经常独坐敏思。在诗人眼中，山水自是一番豪迈而不狂野的旷达之气。所以说，上天选定王维作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言人，是唐诗的幸运，更是中国文坛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