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yu）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凿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集解】鄭曰：“长沮、桀溺，隐者也。耜广五寸，二耜为耦。津，济渡处。”

【皇疏】范升曰：“欲显之，故使问也。”

【朱子集注】二人，隐者。耦，并耕也。时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济渡处。

耦——解释很复杂。恐怕是指一种耕作方式，联系后文之“耰”，应是前面一人挖浅沟后面一人播种并覆土。

长沮、桀溺两人正在耕地，孔子一行从附近经过。孔子一行正在寻找渡河的渡口，远远看见两人在劳作，于是让子路去问渡河的地方。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集解】马曰：“言数周流，自知津处。”

【朱子集注】执舆，执辔在车也。盖本子路御而执辔，今下问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数周流，自知津处。

长沮不先回答子路的问题，劈头问的是你在为谁赶车。子路据实回答，长沮答复说既然是鲁之孔丘，他本来就是“知津”的人。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集解】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何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皇疏】滔滔者犹周流也。天下皆是，谓一切皆恶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当今天下治乱如一，舍此适彼，定谁可易之者乎。言皆恶也。

【朱子集注】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犹与也。言天下皆乱，将谁与变易之？而，汝也。辟人，谓孔子。辟世，桀溺自谓。耰，覆种也。亦不告以津处。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形容水，今日所谓革命的洪流是也。诸家解释纷繁，愚以为，以水为言，则不过是说“（当今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到处都是一样，像滔滔洪水泛滥”，杨伯骏《论语译注》解作“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太过胶柱。

谁以易之——《集注》以为“以，犹与也。以，犹与也。”，杨伯骏《论语译注》作“你们同谁去改革它呢？”。毛子水认为：“以”，意同为；“谁为易之”，意同“有那个来变异它！”孙钦善从朱注，“谁以”即“谁与”。从文本本身看，此是譬喻，“（当今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到处都是一样，像滔滔洪水泛滥，谁能改变它呢？”，恐怕不是说与谁易之，而是说“谁”“凭什么”易之，因此可能是个反问句，谁有本事改变它呢？

子路只好又问桀溺。桀溺又不直接回答，而反问子路为谁。子路据实以答。桀溺一番说辞之后劝子路说：“与其跟随辟人之人如孔子，还不如跟随辟世之人如我辈。”然后接着干自己的活。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集解】为其不达已意而便非己也。孔曰：“隐于山林是同群。吾自当与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从鸟兽居乎？”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与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皇疏】江熙曰：《易》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所以为归致者，期于内顺生徒，外惙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即我以导物，或报彼以明节，以救急疾于当年，而发逸操于沮溺，排披抗言于子路，知非问津之求也。于时风政日昏，彼此无以相易，良所以犹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辍其业，不酬栖栖之问，所以遂节于世，而有惙于圣教者存矣。道丧于兹，感以事反，是以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也。”明夫理有大伦，吾所不获已也。若欲洁其身，韬其踪，同群鸟兽，不可与斯民，则所以居大伦者废矣，此即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与易，盖物之有道，故大汤武亦称夷齐，美管仲而无讥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执我以求彼，不系彼以易我，夫可滞哉。

沈居士曰：世乱贤者宜隐而全生。圣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伦。彼之絶迹隐世。实由世乱。我之蒙尘栖遑。亦以道丧。此即彼与我同患世也。彼实中贤。无道宜隐。不达教者也。我则至德。宜理大伦。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无违。无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规子路。亦不规夫子。谓子路宜从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复与鸟兽同群。宜与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群鸟兽。群鸟兽避世外以为高行。初不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体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处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汤武而亦贤夷齐。美管仲亦不讥邵忽也。

【邢疏】此章记孔子周流，为隐者所讥也。“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者，长沮、桀溺，隐者也。耜，耕器也。二耜为耦。津，济渡之处也。长沮、桀溺并二耜而耕，孔子道行于旁过之，使子路往问济渡之处也。“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者，执舆，谓执辔在车也。时子路为御，既使问津，孔子代之而执辔，故长沮见而问子路曰：夫执辔者为谁人？“子路曰︰为孔丘”者，子路以其师名闻于天下，故举师之姓名以答长沮也。“曰：是鲁孔丘与”者，长沮旧闻夫子之名，见子路之答，又恐非是，故复问之曰︰“是鲁国之孔丘与？与是疑而未定之辞。“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鲁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长沮言，既是鲁孔丘，是人数周流天下，自知津处，故乃不告。“问于桀溺”者，长沮不告津处，故子路复问桀溺。“桀溺曰：子为谁”者，不识子路，故问之。“曰：为仲由”者，子路称姓名以答也。“曰：是鲁孔丘之徒与”者，桀溺旧闻鲁孔丘之门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复问之曰是与？“曰：然”者，然尤是也。子路言已是鲁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者，此讥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当今天下治乱同，皆是无道也，空舍此适彼，谁以易之为有道者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谓孔子从辟人之法，长沮、桀溺自谓从辟世之法。且而皆语辞，与犹等也。既言天下皆乱，无以易之，则贤者皆合隐辟。且等其隐辟，从辟人之法则有周流之劳，从辟世之法则有安逸之乐，意令孔子如已也。“而不辍”者，耰，覆种也。辍，止也。覆种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长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怃然”者，怃，失意貌。谓不达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鸟兽不可与同群”者，孔子言其不可隐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鸟兽，不可与同群。若隐于山林，是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者，与，谓相亲与。我非天下人之徒众相亲与而更谁亲与？言吾自当与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从鸟兽居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与易也，为其己大而人小故也。

【朱子集注】怃然，犹怅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天下若已平治，则我无用变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圣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张子曰：“圣人之仁，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也。”

与——这里连续四个“与”。《皇疏》引沈居士说“不与易”与《集注》说不同。《刘氏正义》云空舍此适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观前后文而言，说似可通，但与下句“丘不与易”义不协。俞樾《群经平议》：“两与字并语词，犹云吾非斯人之徒邪而谁邪？其语意自有与斯人相亲之意。然读两与字为相与之与，则于文义未得矣。”联系上下文看，这里的“与”字，应该是“相与”之意。

孔子很失落，自解说：不可以隐居与鸟兽同群，不与人在一起还能跟谁在一起呢？天下有道，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谋求改变了。

度  此章反映了孔子坚定的自信和对于自己承负着伟大天命的自任，并且以易天下而入有道为自己的使命。因此，孔子怃然，其感伤之情，乃是由于长沮、桀溺陈述的现实，证明了孔子的难以为，到处都是殆之“为政者”，而孔子总是试图避开这些殆之“为政者”，那么哪里还能找到理想的为政者来合作呢，践行自己的理想，既然找不到适当的为政者，那么孔子的行为岂不是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的“行为艺术”，所以桀溺的话正打中了孔子的痛处。

长沮、桀溺一唱一和的表演，着着实实将了孔子一军。

也许“长沮”、“桀溺”完全就不是两个人的名字，而是以此讽刺孔子的意思。“长沮”者，到处都是湿地，寓意哪里有渡口的意思；桀者凶暴，溺者泛滥，“桀溺”即是滔滔之意。

长沮说孔子本来就“知津”，又何必到处去问呢！而桀溺则更一步说，到处都是滔滔洪水，即使“知津”又怎样呢！从此“津”过去仍然是滔滔洪水，避开了此滔滔而进入彼滔滔，此“津”是津而渡却是没渡，彻底否定了孔子到处游历谋政之问津行为，并且下结论说既然到处都是这样，有津渡即是没有津渡，那么与其四处谋求津渡，还不如死了这条心，承认没有津渡能解决问题，干脆来个不闻不问，直接避世得了，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牢笼中解脱出来。

所以“谁以易之”。

孔子闻言而怃然，正是孔子在长沮、桀溺的非难中，痛感到了其间的悖谬，天下大乱而如何导天下于治。孔子既然相信天命，并且认为自己是天命的承负者，那么他就不应该仅仅是天下大治的符号——如祥瑞之凤，而应该是应天而治的圣王，并且如果他不能寻得“应天而治”的地位，亦应当得到伊尹、周公辅佐圣王的机会，但是在“滔滔天下皆是也”的世界，哪里去寻求圣王，而自圣而王无机会，此所以孔子怃然。

但是孔子为自己辩白的理由，则从人必然的社会生活角度出发，认为避开人世，隐迹山林，则与鸟兽同群，从而断绝了自我提升的途径。在人世的生活中，只有通过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通过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是提升自我之必要途径，“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正是由于天下无道，而有待于丘，若“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其间也包含了无可奈何的现实，即“斯人之徒”乃“滔滔者”，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滔滔世界，自己也不能放弃谋求改易天下的理想。即是找不到可以变革天下的机会，但是面对“滔滔”天下，孔子坚持的仍是积极投身于变革。

孔子对于寻求治世的孜孜追求，也是因为孔子坚信圣治的曾经存在和必然存在，每一圣王的伟大治理都必然面临着衰落，就如自然四时的更替（自然的政治节律），礼崩乐坏的末世也必然会迎来伟大的圣王之治，根据政治的节律，“天命圣人以治世”，而孔子即是时人眼中的圣人，他也自认承负了这样的使命。

可以说孔子的时代，同样面临着“国民性”难题，当时的隐逸避世者一致认为天下无道，相当于近代话语中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判断，具有劣根性的国民是无道之源；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国民性问题不是国民本身问题，而是习染问题，面对无道之世，一个伟大的治世实践者，他所应当做的就是修己安人、安百姓、进而安天下，是在积极参与人世治理中展现其品格的崇高，并成为人世的楷模，从而改变世界，而不是无所作为。当然，孔子的内证之路当中相应的外在规范——礼乐制度，贯彻的是从上而下的控制机制，缺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讨价还价的机制，而诉诸于统治者的内在体认和认同。

当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天下无道”、“人心不古”这样的句式时，我们不能不说，正是政治规则下政治治理的失败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而不能倒过来说是人心不古导致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