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话情结

第一次见到打电话，那还是在1976年初，父亲出诊到“市管会”，给陈主任看病。家里来人看病，母亲命我去把父亲叫回来；一进门，父亲正在开药方，一旁的陈主任正在接电话，电话的接听桶是黑色的，线也是黑色的，在木头的房柱上，一个大钉子上，挂着两个红黄相间的干电池，像茶碗那么粗，有大半头砖那么长，一头线连着电话，另一头连着线，通向屋外，黑色的电话机上，有一个可以摇动的手柄。我仔细地打量着陈主任接电话的姿势，和说话的口气，仿佛看到了电影中的现实版……“喂！喂！是临洺关公社配件厂吗？”这是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几个同学，把到小学后边的平房上，把预先接好小喇叭的两条线，挂在通往修配厂的电话线上，听到了这个声音，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领头的同学说，“都得诀誓，谁也不能说……”那时的电话室外线，其实就是两根铁丝，挂小喇叭时，还的用砂纸磨磨，电线杆子是像檩条一样粗的黑色木头柱子；通往三里岗砖厂的野外电话线杆子，都是用水泥浇灌成型的方形柱子，内部龙骨却是芦苇，一遇风雨天，就有刮倒的电话线杆子，种地的社员们都说，“这不是瞎胡闹嘞！”后来才知道，那时的电话号码是三位数，打电话时，必须得“要”，才能接通通话。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富裕了，六道街内逐渐听说，“谁谁谁按上电话嘞！”如同刮风一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倘若想和外地的亲戚联系，便到捏家说好话，他哥哥、他叔叔地供着笑脸，试探地说，“使使恁的电话吧？！”答应了就好，“欠费嘞！”这就是不给面子，也便有了隔阂了。我们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以，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自从看到陈主任的接电话后，心里一直在想，“多咱了，咱也装个电话，咱也谝谝……”我家住在北下坡，往南有好几个家属院，居住的外地在各机关工作的干部，有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各局局长、厂长等等，他们在此多年居住，生活水平，要比我们好多了，也没见谁能装上电话。有一天，在赵家过道听到了，家属院西头的屋子里，从后窗传来了阵阵电话铃声，后来才知道，是弓医生的父亲弓少峰，从洛阳离休回家，国家免费给装的电话。这时期的电话，就是个圆盘拨号的电话机了。

中和堂开诊以来，由于药材公司的好多中药，因放置年久，影响药效，而且价格偏高。一是为了患者治疗效果，再者也关乎经济，父亲决定北上祁州，自己购买药材。因此，手里接到了好多经营者的名片，即使上边都有联系电话，我这不灵活的脑子，也不知道装上电话的便利。直到九四年的那场人生劫难，心里才想着和外界的联系，托关系装上了电话机。刚安上电话，兴奋地守着它，生怕“误了卿卿性命”。守着守着……就烦了，拿起电话，打通一位朋友的电话，然后放下，等着他往回返，“叮铃铃”电话铃声一响，急忙抓起就接，说上几句不着边的淡话，对方不放电话，我绝对不放，不是为了省电话费，而是为了那个劲儿……从此，我也便有了记电话号码的本子——电话本，一格一格地、一页一页地填写者，竟也有近百个电话联系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灯头朝下，妖猫古怪都转成人了”“摄魂盒子”等等的旧时传下来的话，不知道要愚弄了多少代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话早已不那么重要了。今天是小外孙女的四周生日，看到捏拿着玩具电话，有模有样地打着电话说，“好！就这样吧！挂了啊……”想想我第一次看到电话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是欢喜？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