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张福贵：鲁迅离我们有多远
(2015-10-19 17:07:24)
标签：
杂谈 |
关于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近年来人们如何贬损鲁迅；二、应如何评价这些贬损，鲁迅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对于鲁迅的非议是和研究鲁迅的历史一样长久的，我们只知道鲁迅怎样骂人，不知道鲁迅怎样被人骂。历史上和当代人对鲁迅的理解，概括起来不外乎几个方面：
1.对鲁迅文学价值的贬损。
最早起源于30年代陈西滢对鲁迅的否认，随后人们对鲁迅作品的否定接踵而来。这是历史的非议，当时的执政党并没有给鲁迅过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被确立为“无产阶级文化盟主”，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不敢说个“不”字。直到1979年青海《翰海潮》杂志在文章中否定鲁迅，受到批评，但随后就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北京文学》调查显示，大多数作家认为鲁迅的影响对他们意义不大。随后又出现了王朔、葛红兵对鲁迅价值的否定。王朔在《我看鲁迅》中对鲁迅的否定来自他对知识分子本能的仇恨，实际上他在严肃和滑稽背后设下了圈套，不能过于计较。但他敢于提出质问、嘲讽权威，却在骨子里和鲁迅一脉相承。而葛红兵的核心观点是“鲁迅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因为鲁迅无中长篇小说作品。他否定拿来主义，认为我们要做的应是超越西方。实际上鲁迅早已说过拿来主义“不是简单的拿来”，是创造一种不同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第三样文明”。
2.对鲁迅思想性格的贬损。
课本中的鲁迅多疑、尖刻、激烈，但这是有原因的。鲁迅多疑是因为受骗太多，受骗是因为太善良。兄弟失和、学生和同志的背叛，导致了鲁迅对人性本质的深深失望。尖刻来自于深刻，对传统的理解太深使得他激烈地批判传统。激烈来自于鲁迅在独自与历史的对抗中无可奈何的奋击。鲁迅不似赵树理站在传统的内部反传统，用传统的优质部分反对劣质部分；他站在传统的外部，他所凭借的是一种移植的文化体系，在传统文化为主流的时代里只能以超出平常的思想力量和情感力量生存。所以鲁迅常说他面对的是找不到的敌人，是“无物之阵”，这种激烈是为了反抗，亦是为了壮胆。
3.对鲁迅道德人格的贬损。
这种贬损彻底而深刻，使得人们对鲁迅的为人产生怀疑，陷入对价值选择的困惑，使鲁迅丧失了批判历史的权利。这种贬损在鲁迅死后更加激烈，在80年代之后达到高潮，最集中于鲁迅的家庭婚爱问题，鲁迅和周围女人的种种问题成为了对鲁迅道德人格否定的基础。问题不在于伟人有没有缺点，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些缺点。道德人格的否定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就是最根本的否定，因为它有最广泛的社会影响。
4.对鲁迅文化选择的贬损。
这不仅是对鲁迅本人的否定，也是对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否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80年代以前，认为鲁迅是彻底反传统的；80年代以后，认为鲁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然而这两种观点的文化立场却是一致的，即对传统文化的肯定。进入80年代后，鲁迅研究陷入了忙忙碌碌的辩驳中，人们捍卫鲁迅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反思，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贬损。
其实贬损原来就有，而近几年如此集中，也是因为长时间来我们动用各种力量营造的鲁迅高云端的、不食人间烟火形象的反差。我认为一直存在着两个鲁迅：一个大鲁迅，代表着民族的魂，是灵魂的批判和剖析；在大鲁迅的光环中，还藏着一个小鲁迅，他具有普通人的伟大、平凡甚至平庸。80年代后对鲁迅的贬损其实是刻画和还原小鲁迅，是对神化鲁迅的反驳，是一种思维的逆转。我认为中国社会精神状态陷入危机的标志就在于主流价值观与私下价值观背反。对鲁迅的道德预定太高，必然会导致反感和怀疑。探究小鲁迅，让鲁迅走下神坛，赋予他常人的情感，有疤痕的苹果依然是苹果，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
让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鲁迅影响这么大？这是由历史决定的。我希望有一天人人都不再需要鲁迅，我们的社会才真正太平了。那么今天鲁迅究竟有多近呢？鲁迅死在20世纪，但活在21世纪。鲁迅批评的对象今天依然存在，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鲁迅的当代价值。借鲁迅来言说时代和我们自己，一方面可以避免风险，另一方面也因为它足够深刻，鲁迅的当日所指正是今日所在。它表明了两点：其一是鲁迅伟大的洞察力，其二是时间对中国文化社会毫无意义，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停滞不前，这是一种悲哀。
鲁迅提出过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变革的命题，到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1．
改造国民性（即“致人性于全”）。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鲁迅，这种矛盾来自鲁迅追求的完整性。他说在“思想上觉悟，道德上真诚”，核心就是“致人性于全”。鲁迅对中国民众的不觉悟心急如焚，而思想麻木与缺乏同情心恰恰是当今最迫切的意识。完善的社会是以弱者为本位的，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受伤害的总是弱者。现代社会的人总在说“仇富心理”，然而“仇穷心理”才是最可怕和可悲的。我们传统文化的恶劣之处就在于对弱者的挑战，对人们行为的否定总是从身份开始。而鲁迅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终生挑战强者，同情弱者。在价值尺度纷乱的现代社会里，只有发自于人性善良本能的、无功利的宽容才能使人达成一致。
另外，鲁迅认为中国人最缺少一种认真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马马虎虎”。性格不认真导致了人格的虚伪。但我认为，正是我们的传统道德制造了虚伪。身处高不可及的道德境界里，只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前后不一、心口不一。人的欲望可抑制，但不可扼杀，“存天理而灭人欲”
是鲁迅深恶痛绝的。
2． 拿来主义。
认为拿来主义等同于对批判的继承是一种误解。鲁迅的观点是：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文化的好坏不是预先设定的，是在接受的过程中选择的。而批判的继承是目的，非过程，批判传统的人会遇到一个维护传统的强大阵营和你对峙，在前进的过程中会受到更多阻力，往往达不到批判继承的目的。鲁迅提出的第三样文明是依赖于人类本性的，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的文化，继承西方文化是权利而非耻辱。我们常常忘记了人类文化的本位观即幼者本位。“孔融让梨”是有毒的故事，一个幼者要时刻注意着社会中长者和尊者的眼色。一个不以幼者为本位的社会是无未来的社会。最悲惨的是生命的不等值，洛阳大火“儿童赔偿减半”、克拉玛依大火“让领导先走”是社会的悲剧。
鲁迅提出的命题够我们受用一生。不管多少人挑剔着鲁迅这个苹果上的疤痕，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证明了鲁迅的伟大，说不完的鲁迅就在于此。鲁迅是总结性的文化巨人，是难有的思想家。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我仍然希望中国社会总有一天不再谈鲁迅，由此而太平。
延伸阅读：
《“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喜欢
0
赠金笔
前一篇：“台湾”之称的来历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