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西里扶甬子是日本职业记者，为英国BBC、ITV，德国ZDF、ARD，美国NBC、ABC、CNN等西方著名媒体撰稿多年。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资料的收集、调查、研究和报道，撰写了多篇文章和著述，还直接参与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后援团工作，多次往返中国调查取证。

731部队与美国

1  插在美国喉中的一根刺——被人体实验的盟军俘虏

1985年8月，英国ITV电视台在全英播放了《731部队·天皇知道吗？》的电视节目。同年12月，美国ABC电视台购买了这个节目，然后在全美播放。以此为契机，美国国会众议院复员军人问题委员会的补偿、年金保险委员会，于1986年9月召开听证会，研究对原奉天俘虏收容所中被当作细菌武器实验材料的俘虏们的补偿措施问题。在这次会上，美国国防部陆军档案局长约翰·哈切证实，战后，以不追究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专家的战犯责任为条件，美国获取了日本在战争时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及细菌战的有关资料。在日方向美国提供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日语资料难以解读，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装箱返给了日本政府。朝日新闻社立即着手调查，最后查明这批返回的资料最初放置在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成立后转移到该厅，战史资料室成立时又转移至该资料室。然而现在这批资料是否仍然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1997年12月17日，新社会党、和平联合议员栗原君子在参议院决算会议上质问这批资料的所在。防卫厅防卫局长佐藤谦答辩称：“1957年，在一次国会会议上也有过质问，但没有发现这些资料。哈切的证言中并没有确认返还的是有关731部队的资料。”战后，美国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资料，包括《桑德斯报告》（1945年）、《汤普森报告》（1946年）、《费尔报告》、《希尔报告》（1947年）都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另外还有大量的出版物、论文、电视纪录片等。

我也是以ITV电视台制作这个节目为开端，展开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迄今为止分别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制作了5部电视纪录片，还有两部新闻报道节目，每部片子都致力于挖掘新证言、新证言者、证据文书、档案资料等。1998年6月，在华盛顿郊外的国立公文书馆，经过3天的查找，终于由老军事档案专家约翰·特拉提供了可以证实哈切证言的资料，内容是：1948年，被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收的数量庞大的日本方面的资料移送到国立公文书馆，这些资料包括从1850至1945年有关日本军事的资料，如果把这些装资料的盒子排列起来（每个盒子12.7公分），可以排列305米，这些资料于1957~1958年都返还给了日本。

当年，对没收的纳粹德国的文书类资料，几乎毫无例外都制成了微缩胶卷,然后把原件返还给德国。而对没收的日本文书类资料，除美国海军制作了200卷日本海军文书胶片，另选择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日本部分的一些资料制成胶卷外，其余大多数文书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了日本。1995年，我曾从来华盛顿公务的防卫厅工作人员口中听说，防卫厅在编写长达100卷的战史期间，一切资料均不公开，即便以后能公开的资料也不过10%左右。证实哈切证言的资料发表在2000年5月号的Penthouse杂志上，题目是“Human Lab Rats:Japan’s Bio-Warsecrets”（《以人为实验品·日本细菌战的秘密》），内言：“1948年，美国没收的庞大的日本军事记录文书移交国家档案馆，学者偶尔进行一些检索。1957年，准备把这些文书返回日本，又担心丢失有价值的资料，遂由佛德财团提供资金，组织哈佛大学的拉依夏娃、佐治亚大学的扬恩古、国会图书馆的比尔等学者，尽可能迅速地制成微缩胶卷收藏。到1958年2月，不过制作了全部资料的5%，然后将这些收集的资料用船运返日本。担当组织这次速成制作微缩胶卷任务的扬恩古说，‘如果失去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机会，将使我们永久地后悔’。”

2   满洲奉天俘虏收容所

1995年，“日本电视”战后50周年特别节目组赴美国采访，准备制作《活着的731细菌部队》，采访当年盟军的俘虏。他们一直在追究日军在满洲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用俘虏做细菌实验的罪行。自英国ITV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后，还有TBS电视台吉永春子到美国采访，但这已经过去10年了。他们的证言由我在《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6年第12号上发表，拙稿题目是《没有审判的石井部队——被当作“马路大”的联合国军俘虏》。以下就盟军俘虏充当细菌战人体实验牺牲品的情况做一些补充。

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开始同英美交战，随着战况的恶化，大本营一直在摸索起死回生的作战方法。而对英美实施细菌战的资料，最早是在1993年发现的，是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公开的井本熊男大佐的业务日志里解析出来的。战后，像《井本日志》这样的证实日军为开发细菌武器，使用盟军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资料发现极少。一个原因是日本在战败前进行了彻底的毁灭证据的工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战后日美间的秘密交易。通过这样的双重掩盖把细菌战的罪恶掩盖下来。

战争结束已经50多年，在许多历史资料中表露出的东京审判、天皇免罪背后的黑幕，使我越来越注意到历史的真实和“传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纠正错误的信息是当代媒体人的使命，当代媒体人是从事认识人类社会和传播信息工作的，绝不能忘却我们的责任。

3   “731部队来了一群白衣人”

使用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的俘虏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的重大根据，是东京审判期间英国检察团提出的证据文书3113号和3114号，内容是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大将下达给军医部长梶塚中将的命令（关东军总司令部作战命令丙98号），时间是1943年2月1日。根据这一命令，梶塚军医部长向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731部队）下达了指示书，由731部队派遣20名人员携带器材到奉天盟军俘虏收容所今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译者注，进行慢性痢疾患者的细菌检索（这份证据文书是英文）。

《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13号（1996）发表了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文章，题目是《731部队与奉天俘虏收容所》，记载了此前我没有发现但似乎经过处理的原文。这可以追溯到1983年，松村先生的一位学生在神田旧书店发现了一批有关军事医学的文书，庆应大学图书馆购入后装在纸箱内。在这个箱子里，还同时发现了军医少佐池田苗夫关于破伤风菌人体实验的论文，及731部队在安达实验场将“马路大”捆绑在木桩上进行毒瓦斯武器实验的报告书。经进一步查明，这些资料是战争时期的军医少佐、毒瓦斯专家，战后先后在第一复员局、厚生省工作，后任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的井上义弘的遗物。松村先生认为，这些资料就是哈切证言中提到的返还日本资料中的一部分。返还文书在防卫厅分散保管，可能有一部分放在自卫队卫生学校等机构。井上利用职务特权把资料借出来，他死去后（1969年）这些资料流到了民间。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井上作为日本政府和GHQGHQ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简称。——译者注联络窗口的第一复员局工作人员，完全了解毒瓦斯战和细菌部队的秘密，他们会因“反人道罪”而被处极刑，所以为了给战犯免罪，以掩盖日军反人道罪行，他从返还文书中挑出有关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文书，放在自家保管。至于这种举动是出于国家的意志，还是井上个人的行为就不得而知了。

战后，一些旧日军军官摇身一变成为自卫队干部，在采访其对自卫队的印象时，他们的共同点是总要强调自卫队同狂热的国粹主义、不惜牺牲国民的军国主义的不同，强调自卫队是如何的现代性或现实化。在日本战败后的混乱中没有自杀，没有被当作战犯，或者没有在拘留所死去而活下来的旧军官们，以石井四郎、服部卓四郎（陆军作战参谋）为代表，昨天还在喊“鬼畜英美”，却一瞬间成为亲美派，当上了现代的、现实的自卫队干部。如井上这样的军官，直接参与掩盖日军的罪恶则是不足为奇了。

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中将接受1943年2月1日的命令后，随即向奉天俘虏收容所派出了约30人组成的一队人马。正像俘虏们揭发的那样，这支细菌部队确实以人体实验为根本目的。东京审判时，英国检察团从复员局提出的英文证词中，有一份奉天俘虏收容所月例报告书第2号，其中有《临时防疫队作业报告》（昭和18年2月21日）和《关于奉天俘虏收容所营养失调患者临床现状报告书》（昭和18年2月17日），前报告书的作者是Nagayama。日语罗马发音，可译作“永山”“长山”等。——译者注731部队里叫Nagayama的人，从时间、名字、所属看，唯有永山太郎军医大佐这个人，但一时还难以确认。经原731部队队员筱塚良雄最近证实，731部队的诊疗部，当队员中出现患者时予以诊断或治疗，但主要工作还是以细菌战实战和谋略战为目的，进行病理解剖和细菌分析，并随时开赴现场。731部队中被称作“解剖名人”的有战后担任近畿医科大学校长的冈本耕造，以及担任金泽大学医学部教授的石川太刀雄丸等病理学者。另外永山诊疗部也担当同样使命。

松村的论文指出，在发现的原件上还有一行手写的文字，内容是：“兹证明右文书为本科保管书类的正确的复写件。昭和22年4月22日。第一复员局业务部医务科长、事务官井上义弘。”可知，在战后近两年，东京审判法庭提交国际检察局的军事医务关系证言资料是由井上负责整理的，在呈交英国检察团之前进行改写或删除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即所谓“证明……正确的复写件”。那么，是否有“不正确”存在呢，也不能不使人怀疑。

永山大佐报告书的开头称，冬季出现大量死亡现象，是死者被俘前因作战条件恶劣，体力消耗所致。掩盖和转移病因后永山又称，在巴丹遭受日军猛烈攻击后被俘的英美军俘虏，因受残酷的战斗、粮食的缺乏和疫病的折磨，极度消耗，基于“某种目的”，决定将1458名俘虏收容到奉天俘虏收容所。

这里，最隐蔽的是，“某种目的”究竟是什么目的？据俘虏的证言，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能掘坑，死去的俘虏遗体都叠放在棚屋中，“一队白衣人”在半解冻的状态下就进行解剖作业。与此同时，731部队的第二任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也来到奉天的满洲医科大学进行同样的作业。这一队“白衣人”从千里之遥的平房来到这里，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某种目的”。他们甚至支使俘虏将活着的其他一些俘虏搬运到简陋的解剖台上，因而在俘虏的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英军俘虏克里斯蒂于1995年5月证实：“参加搬运尸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弗兰克·詹姆斯，一个是英国人萨穆·布鲁克斯，两个人从尸山中把一具具尸体抬到解剖台，解剖结束后再抬回去。萨穆在40年间就这件事对谁也没有讲过，在走路的时候提心吊胆，甚至害怕听到关车门发出的咣当声，总是联想起硬梆梆的尸体或半解冻的尸体放置在解剖台上的那种咣当当的声音。”

美军俘虏弗兰克·詹姆斯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然后被装进条件恶劣、称作“地狱船”的运输船里送到朝鲜半岛，又从那里好不容易到达满洲的奉天。在第一年的冬天，他被命令搬运死去的战友遗体。1999年，弗兰克将日本军医解剖其战友遗体的情况撰文投稿给Penthouse杂志，并对该杂志的记者讲了下面的话：“我们按着名牌找出尸体搬运到解剖台，为他们做解剖的准备。他们先切开胸，随即能够看到腹腔的内部，鲜红的冰溜子充满胃里，还没有融化，小肠也还冻着呢。然后用凿子敲开头颅，露出脑子，取出脑子样本。再切切拉拉身体的其他部位，摘除内脏，最后用刨牡蛎的刨钩似的工具将内脏等放进纸箱子里。”

俘虏中的一些军医对日本军医熟练地使用手术刀感到佩服，以为他们是在搞专门的医学研究，却不知这队“白衣人”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1941年，日本对英美开战的同时，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队，在缅甸也设立了据点，在太平洋的广大区域展开了网络般的细菌战。从披露的日本陆军参谋的日志和文书证实，1943年，日本军部论证了在夏威夷、中途岛、悉尼、墨尔本等地实施细菌战的可能性。在日本军队里，根本没有进行《日内瓦公约》关于俘虏规定的教育。同样，在俘虏收容所里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对亚洲人的轻蔑使他们认为投降或当了俘虏是可耻行为。反过来，面对白种人的劣等感又把他们扭曲成虐待狂。还有，为了发泄日本军中彻底的上下绝对服从关系而产生的郁闷、不满和仇恨，结果把暴力对象转移到俘虏身上。无论从现存的俘虏的证言、记录，还是其他俘虏收容所对待俘虏的实况看，日本军总是把英美俘虏当作憎恨的敌人对待，予以特别人道待遇的例子一件也没有。

田中利幸先生收集分析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对日军虐待、屠杀盟军俘虏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还查出3份日军为了在太平洋地区实施细菌战，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资料：

（1）1944年，第八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制定了撤出菲律宾岛后实施“霍乱作战”的计划（该计划是否实施尚未确认）。

（2）在拉巴乌尔第六野战宪兵队俘虏收容所里，对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俘虏进行了人体实验；第二十四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平野军医大尉进行了疟疾菌的人体实验。

（3）在安磅俘虏收容所，对澳大利亚俘虏进行了注射实验，注射物不明。

为此，田中质疑，为什么在战后没有对战犯进行充分的调查，并因此产生了怀疑，主张今后的调查重点应触及问题的核心：“不仅是中国大陆，还要调查包括南太平洋地区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实态。同时，还必须解明盟军方面为什么持全面消极的态度，它同美国掩盖石井机关犯罪事实的工作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