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潘啸龙先生的《招魂》研究

潘啸龙先生对《招魂》研究下了很大功夫。从1990到2006年发表过5篇《招魂》研究的论文：（1《涉想神奇 辞采瑰玮——〈楚辞·招魂〉赏析》[1] 。2《〈招魂〉研究商榷》[2] 。 3《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题》[3] 。 4 《〈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4] 。5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5] 。）他的一些看法也很有见地。

只是潘啸龙先生的结论：“估计在顷襄王十七、八年，顷襄王由于在射猎云梦时受了‘青兕’的惊吓而失魂。宋玉作《招魂》招顷襄王生魂。”笔者不敢认同。

正如潘先生所说：他“最根本的失误，就在于解说者心中存有一个‘宋玉作《招魂》的情结’”。至使其结论与宋玉的生平不符、与《招魂》的文本不符。本文就从这两方面，来看潘啸龙先生《招魂》研究。

屈原和宋玉生平

屈原和宋玉的生平，对确定《招魂》的作者与被招者很重要。

屈原的生平

屈原的生日。学界大体认可生于前343～前339年之间。

约在怀王十年（前319）当上左徒。

怀王十五年疏屈平，十八年“屈原既疏、使于齐”。

约在怀王二十五到二十八年放于汉北。

楚顷襄王四年（前295年）迁夏浦。

（前296年）怀王客死《离骚》面世。其文有“怨恶椒兰、埋怨楚王”之辞，《离骚》成了“令尹子兰大怒”的导火线，他指使上官在顷襄王前挑拨，就有了顷襄王四年“怒迁屈原”于夏浦。《哀郢》“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是顷襄王迁屈原的反映。《哀郢》中“哀见君而不再得……冀一反之何时”，表明他对顷襄王还有感情，希望反回郢都。

（前286年）顷襄王十三年迁溆浦。

《涉江》中，“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表明是被迫去僻远的溆浦。其“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把自己与历史上被害的忠臣相比，可见对楚王已无比失望。再没有回郢都的念想了。在迁溆浦途中还作了《招魂》。

约在顷襄王十六年北迁长沙。

约在前280年自沉汨罗。

《屈原列传》有：“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谊吊屈原是汉文帝四年（前176），“百有余年”当是“前277年到前286年之间”。

历史文献和屈原作品中都没有其去世与郢都沦陷相关的信息。他当在郢都沦陷前去世。

《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6] ”

笔者推测，前280年秦拔黔中逼近长沙时，屈原“恐（国家）祸殃之有再”，就自沉湘渊“以死捍卫 不与世俗同流的人格理想”。

宋玉的生平

《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止而并见于楚襄王。”

表明宋玉在“志于学”时拜“稷下精英”环渊为师。学业结束就与登徒子同去见楚襄王。

《登徒子好色赋》曰：“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假如宋玉讲不出道理，楚襄王就要炒他的鱿鱼。宋玉的善辩赢得了楚襄王的好感，“宋玉遂不退。”刘刚先生指出：“在《钓赋》中，宋玉否定了登徒子‘夫玄洲，天下之善钓者也’的说法，这才招致登徒子短宋玉。[7] ”可见《钓赋》与《登徒子好色赋》两者写作时间很接近。

宋玉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

《好色赋》中“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东邻美女，秦章华大夫贬之为：“南楚穷巷之妾”，既然“宋玉的东邻”和“阳城下蔡”都称“南楚”，可见楚都应该是其北的陈。假若楚都在郢，其阳城、下蔡，不可能称“南楚”。可见《钓赋》《好色赋》皆写于“楚都迁陈”之后，即前277年或更晚。进一步推断，宋玉约生于楚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

吴广平先生也考证：宋玉《笛赋》写了“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宋玉约72岁）。由此推测，宋玉大约生在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8]

《战国策·齐策六[9] 》有：“（前284年）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汉书•古今人表》把宋玉与生于前298年的王孙贾与排在一起，表明他们年龄差不多。也是宋玉约生于前298年前后的旁证。

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司马迁《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

班固《离骚序》：“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班固《汉书·艺文志》[10] ：“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班固《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

《招魂》的文本

引文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这是屈原自叙《招魂》的创作缘由。

力之先生指出：「这六句，“朕”作为一个主题，一直贯到“愁苦”。一、二句说平生操守，三句从一、二句来，四句说党人“蔽人”、“折之”，五句说君之不明，末句是四句之间接结果与五句之直接结果。换言之，首六句交待屈原失魂之因，下文即就此而展开。[11] 」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

“清、廉、洁”，历来都是对臣属的要求，而不是针对楚王。

从称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侯王从不自称“朕”。

《老子》曰：“侯王自称孤、寡、不榖。[12] ”

《礼记·曲礼下》曰：“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13]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及楚，楚子（成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

《哀公六年》昭王曰：“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榖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14] ”。

《战国策·秦策二》[15] “齐助楚攻秦”：“楚王大悦……：‘不榖得商于之田，方六百里’”。

《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有：“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

《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曰：“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楚襄王自称“寡人”）。

潘啸龙先生说:“‘朕’，就是‘牵于俗而芜秽’、‘长离殃而愁苦’者，因此，‘朕’不是在为他人，而是在为自身的‘离殃’而诉告上帝以求帮助。……后节中天帝所称‘魂魄离散’而欲为之招魂者，也就是前节中诉告‘牵于俗而芜秽’的‘离殃’者‘朕’[16] ”。

潘先生说得很好，只不过他所理解的“朕”指“楚襄王”并不对。春秋战国时期“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楚襄王往往自称“寡人”从不称朕。把“朕”理解为屈原才对。

“牵于俗而芜秽”

“田地不整治而杂草丛生则芜秽。“屈原不会用芜秽来形容自己”，而是用芜秽比喻遭受弃逐，不可释为“自认品行‘芜秽’”。它与《远游》的“遭沈浊而污秽兮”类同。

再从前后文看：前面有“幼清以廉洁”，后面曰“上无所考此盛德”。前后都明确主体“廉洁有盛德”，可见“牵于俗而芜秽”决不是“自认品行‘芜秽’”。有些学者为了把《招魂》的对象定为楚王，不顾前后文都有的“廉洁、盛德”，把“牵于俗而芜秽”解释为“自认品行‘芜秽’”。乃割裂文本的片面之解，难以令人信服。

“上帝欲辅之人”和招辞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皇天所辅者是有德之活人。

从《招魂》文本看，招魂是在郢都进行的。“招辞”中帝时而是助人招魂的善者，时而是残害下人的主使；招辞中招离魂“反故居、入修门”……。这些都是诗人的遐想，大大超越了“真招魂”的场景。与真招魂不能相容。

《招魂》的“乱辞”才是诗人的现实。

第一小段：“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苹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诗人在早春被流放南征，从鄂渚去溆浦，途经江南云梦附近，孤独的站在水边辽望原野、遥想郢都，触景生情，引发了回忆。

第二小段：“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回忆当年受宠信“与王趋梦夜猎”的欢快情景。

第三小段：“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诗人身处江南的“哀伤失魂”，故作《招魂》。 

《招魂》文本中的这些问题，都是“宋玉作《招魂》”和“真招魂”难以解释的。

潘啸龙先生的失误

潘啸龙先生说：“襄王即位初年，他（宋玉）已过二十岁……屈原初放汉北在怀王三十年的‘武关之会’前夕，……宋玉的师事屈原，疑即在此期间。……他所作的《招魂》，所招对象就必为楚襄王无疑。[17] ”；“襄王由于亲自射兕，受到凶猛青兕的惊吓，从此卧病郢都，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淹’，仍不见起色……这就更有必要为受惊而病的襄王招魂了[18] 。”

潘啸龙先生认为：“《招魂》的作者仍应依王逸序言定为宋玉……其所招对象当为射兕云梦受惊失魂的楚襄王[19] ”。

潘啸龙先生说：“可以推断此次射猎惊魂，当发生在“白起破郢”、顷襄王“东北保于陈”以前[20] 。” 宋玉作《招魂》“估计在顷襄王十七、八年[21] ”。

潘啸龙先生的“襄王即位，宋玉已过二十岁，宋玉作《招魂》在顷襄王十七、八年（前282-281）”之时。与宋玉《钓赋》《登徒子好色赋》的记载不符。宋玉约生于襄王即位前后。是“楚都迁陈”后才去见楚襄王的。

文献中也没有“宋玉在楚都迁陈前”出现的信息。从宋玉生平看，他不可能在故郢都为“楚襄王”招魂。可见潘先生的“宋玉作《招魂》招顷襄王生魂。”不能成立。

潘啸龙先生说:“我读《招魂》总有一种感觉:它应是一篇文人创作的辞作，而并非真是当时巫师用作实际招魂的咒文。[22] ”笔者有同感。只是此说与潘先生的“宋玉作《招魂》招顷襄王生魂。”根本不能相容。

潘啸龙先生还说过: “我以为就《招魂》内容看，它确实如汤漳平先生指出的，‘不是作者抒情写怀之作，而是出于特定的招魂目的而作的’[23] ”。这些矛盾不知潘先生怎么解决？

潘啸龙先生在《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中一再强调：“《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当我们着眼于屈原作品整体时，这种观点就难以成立了。《离骚》有：“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

比较一下屈原在《离骚》中高贵豪华的礼体，对《招魂》中的奢侈生活，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把《招魂》中的奢侈生活与君王挂钩与作品本意不符。

笔者对《招魂》的理解

笔者认为：“屈原被顷襄王东迁夏浦近十年，顷襄王十三年又被放流到更僻远的溆浦。在‘南征’途中，邻近江南云梦时回想当年有所感触乃作《招魂》。屈原幻想：自己身体恍惚仍在郢都故居，而灵魂却离散在外。同时虚拟出上帝命巫阳为自己招魂……‘巫阳’从‘天地四方’招离魂回郢都、入修门后，屈原的想象中又出现了‘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这些招魂的场景……。虚幻中的巫、祝将离魂招往幻想中的恒干后就隐没了。‘乱曰’，则是屈原从幻境返回现实，用回忆当年受怀王宠信‘与王趋梦、千乘夜猎’的欢快，反衬现今长离殃的愁苦。并以‘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表达‘坚守清白、拒绝故居之乐。’——正如其后的《涉江》所云：‘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24]

除此以外各种“《招魂》说”，都难以解释文本中的疑难和矛盾。

 

《钓赋》记叙：宋玉在“志于学”时，拜“稷下精英”环渊为师。学业一结束就去见楚襄王，其时楚都已经迁陈，屈原也已经去世。

潘啸龙先生的“宋玉为屈原弟子”和“宋玉作《招魂》在郢都招顷襄王生魂。”等论说，都与宋玉生平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