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招魂》的理解

《招魂》是屈原宣泄愁苦之情的文学作品。“他遐想自招其魂”，才有“帝时善时恶”；“魂兮归来哀江南，与招魂回郢都”等矛盾。《招魂》的描写大大超越了“真招魂”的场景。

笔者认为：“怀王客死后，屈原被顷襄王东迁夏浦～鄂渚近十年，如今又被放流到更僻远的‘溆浦’。在‘南征’途中，到达湘江、邻近江南云梦时回想当年，有所感触乃作《招魂》，借遐想的‘招魂’，抒‘思念故居’之情，言‘坚守清白’之志。屈原幻想：自己身体恍惚仍在郢都故居，而灵魂却离散在外。同时虚拟出上帝命巫阳为自己招魂的幻境。巫阳从‘天地四方’招离魂回郢都、入修门后，屈原的想象中又出现了工祝招君的场景……。虚幻中的巫、祝将离魂招往幻想中的恒干后就隐没了。‘乱曰’，则是屈原从幻境返回现实，用回忆当年受怀王宠信‘与王趋梦、千乘夜猎’的欢快，反衬现今长离殃的愁苦。并以‘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表达‘坚守清白、拒绝故居之乐。’正如其后的《涉江》所云：‘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1]

除此以外各种“《招魂》说”，都难以解释文本中的疑难和矛盾。

相关背景

（一）屈原生平

*《太史公自序》有：“怀王客死，兰咎屈原。 [2] ”“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后，顷襄王听谗，复放屈原于郢东（夏浦～鄂渚一带）。”

《哀郢》有：“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其“东迁”就是《屈原列传》的：“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怀王客死后顷襄王复放屈原，后人多有论述。

刘向《新序》有：“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班固《离骚赞序》曰：“怀王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

王逸《离骚经章句》：“怀王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其“迁屈原于江南”与《哀郢》的“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不符。也于他的《哀郢》注：“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 [3] 抵牾。这里王逸把顷襄王错定为怀王，其“徙我东行”等还是可取的。

洪兴祖《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注曰：“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顷襄听谗，复放屈原。……盖作此时已放九年也。 [4] ”

从时空上看，《哀郢》是“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当是怀王客死后，顷襄王四年仲春的东迁夏浦（不是遥远的“庐江陵阳”）。而《招魂》“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多半与襄王十三、四年早春“《涉江》的南迁溆浦”相关。

约在顷襄王十六年，楚王准许屈原迁往条件较好的长沙。

* 屈原约在前280年去世。

张汝舟说：“史记屈贾列传说：‘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如果说屈原卒在白起拔郢都后的一年（前277年），那到贾生吊他的时候，刚刚才一百年，那个‘余’字就落了空。” [5]

“百有余年”没有公认标准，但至少是指101年之前。贾谊吊屈原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则屈原卒年不晚于“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6] ”秦拔黔中逼近长沙时，屈原“恐（国家）祸殃之有再”，就自沉湘渊“以死捍卫 不与世俗同流的人格理想”。

（二）宋玉的生平

1．宋玉《赋》反映的宋玉生平

《钓赋》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於玄洲，止而并见於楚襄王。”

《登徒子好色赋》中的宋玉，是个体貌娴丽的未婚青年。文中“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东邻美女，秦章华大夫称她为“南楚穷巷之妾”。不论是宋玉之臣里、还是阳城下蔡，它们都位于“陈郢”之南，故秦章华大夫称其为“南楚”。假若此时他们还在江陵郢都，其北的阳城、下蔡，不可能称为“南楚”。可见写《登徒子好色赋》时楚都已经迁陈。以此推算宋玉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

吴广平先生考证：宋玉《笛赋》写了“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宋玉约72岁）。由此推测，宋玉大约生在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 [7]

2.《汉书•古今人表 [8] 》的旁证

《汉书•古今人表》把宋玉与生于前298年的王孙贾与排在一起，表明他们年龄差不多。

王孙贾生于前298年，有《战国策·齐策六 [9] 》为证：“（前284年）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处，女尚何归？’王孙贾乃入市中，曰：‘淖齿乱齐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

3．《庄辛说楚襄王》的旁证

《战国策•楚四》和《新序•庄辛说楚襄王》，说的是前278年郢都失陷前后之事。东迁前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与州侯，夏侯，鄢陵君与寿陵君“驰骋乎云梦之中”。这表明郢都失陷前围绕在楚襄王身边的是“四宠臣”，还没有宋玉。

楚都迁陈以后，楚襄王任用庄辛为阳陵君，摒弃了“州侯等四肖小”。这时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才出现在“好乐而爱赋”的楚襄王身边。

宋玉作《招魂》难以成立

在王逸“《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的主导下，现今的宋玉作《招魂》主要有三说：

一是赞同王逸的“宋玉作《招魂》拟屈原自招。”以力之先生为代表。

一是“宋玉作《招魂》招楚襄王。”以潘啸龙先生为代表。

一是“宋玉作《招魂》招楚考烈王魂。”以刘刚先生为代表。

现就其说的要点略举一二。

（一）力之先生的“王逸之说《招魂》无误”？

力之先生说：“研究古代的问题，无疑须先‘以古还古’，即尽可能地弄清楚当时的相关背景如何，然后才可以‘直奔主题’。 [10] ”

这无疑是对的,可是他有关《招魂》的四篇论著皆没有“弄清相关背景”；“脱离了屈原与宋玉的生平”；“与《招魂》的内容和主旨不符”。力之先生“有违事实地拔高王逸。把立足点放在“太史公曰的‘读、悲’间存在指向非一之可能 [11] ”上，断定“太史公是读玉之文，悲原之志”。《史记》中并没有：太史公“读宋玉之文……”的信息。举无数个“引《传》称《经》”的例子，还不如举一个太史公“读宋玉之文，悲原之志”的确证，可惜力之先生举不出来。

王逸《招魂》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12] ”其说多是与《招魂》文本不符的谬误。

力之先生也没有“都从王逸之说”。可是，他为了让人们相信王逸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却说“考定王逸之说《招魂》无误……只能从王逸之说。 [13] ”如此有违事实地拔高王逸，掩盖其谬误，似乎有“情感冲动、忘记科学常识”的意味。他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说，乃两汉人之共识 [14] ”更是没有依据的臆想。

力之先生说：“我们的结论是，宋玉当生于怀王九年至十九年(前310-前320)之间。此说若能成立，则从襄王九年(前290)开始，宋玉作《招魂》在时间上便有可能。 [15] ”

可惜力之先生“宋玉生于‘前310-前320之间’的结论”不能成立。《汉书·古今人表》与《宋玉赋》反映，“青年宋玉写《好色赋》是在前278年楚都迁陈之后；宋玉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 [16] ”

（二）潘啸龙先生的“宋玉作《招魂》招楚襄王”

潘啸龙先生认为：“司马迁把《大招》以《招魂》之名记入《屈原列传》”。可他又断言“《大招》为景差所作” [17] ，所招的是“君王”。这是把司马迁当作没有判断力的傻瓜：竟然把与屈原无关、景差作的、招君王的《大招》、以《招魂》之名记入《屈原列传》，去“悲屈原之志”？这种既贬低司马迁，又不能自圆其说的观点恐怕学界难以认同。

潘啸龙先生对王逸的论述大半于以否定，说：“现代的楚辞研究者，倘若依然不从作品实际内容出发，对王逸的荒谬解说视若无睹，还引其作为‘代屈原设言’的‘体例’之依据，岂不是重蹈其附会、曲解之失而不能自拔么? [18] ”而对与其观点相同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等，则笃信无疑。说：“明清以来怀疑《招魂》非宋玉所作的论据，并无一条是可靠的。”潘氏论文中对王逸论述往往用“双重标准”取舍。

潘氏判断宋玉约生于公元前320年；“襄王即位(公元前298年)初年，他已过二十岁。 [19] ”

此说与宋玉《赋》反映的宋玉生平不符。宋玉任楚襄王小臣时，楚都已经迁陈。而《招魂》文本则显示，招者是在郢都为失魂者招魂。

潘啸龙先生还说：“宋玉之作《招魂》当在‘屈原既死’以后 [20] ”。而“屈原既死以后” 楚都很快就迁陈了（或者已经迁陈了），其时宋玉不可能在故郢都为楚襄王招魂。

（三）刘刚先生的“宋玉作《招魂》招楚考烈王魂”？

刘刚先生认为“《招魂》为宋玉所作，招魂的地点在寿春，招魂的对象为楚考烈王。 [21] ”

刘刚先生之说，明显与《招魂》文本抵触。《招魂》一再强调“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最后还有“魂兮归来哀江南”。而考烈王的“故居”不在寿春，与“江南”也无关。

刘刚先生既说：“应遵从王逸的说法，‘《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22] ”又认为：“王逸的解读，与《招魂》文本的记述相抵触，实不可取。 [23] ”可见他对文献的取舍，也有随其观点而变的倾向。

刘先生还难以解释：太史公读“宋玉作招考烈王的《招魂》”，怎么会“悲屈原之志”？

（四）《招魂》与《天问》

邹旻先生说：“《招魂》中写到‘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而《天问》中也有‘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从《天问》来看，屈原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招魂》中又煞有其事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以警告鬼魂天地四方‘不可以託些’，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种种证据表明，《招魂》为屈原所作的可能是不大的，还是依王逸所说是‘宋玉所作’更为妥当。 [24] ”

恰恰相反，《天问》与《招魂》不但没有矛盾，而是相互应答。《天问》之“雄虺九首，鯈忽焉在？”《招魂》道：（南方有）“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天问》的“长人何守?”《招魂》曰：（在东方）“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天问》与《招魂》的呼应，正说明两者是姊妹篇，是同一个作者。

再有，古今“名著”中前后抵牾者并不难寻。例如，《离骚》曰：“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而《天问》则持怀疑态度：“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难道因为它们有矛盾，就判断《离骚》不是屈原的作品？ 就《招魂》文本看，其矛盾也不少。例如，“为什么不招唤失魂回归已在江南的‘恒干’，而要它去郢都‘故居’？”再如，“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是助人的善者；可招辞中却说：“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暗示帝是天上害人怪物的主子。 即便《招魂》与《天问》有矛盾，也不能因此认定“不能出自同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