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魂》的文本和背景看其作者(1)

引 言

“文本研究是一切文学及文献研究的基础” [1] 对《招魂》的不同理解，是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对《招魂》文本的正确解读，是确定“《招魂》作者及魂主”的主要依据。凡是与文本不符的论述，皆属谬误。

熊任望先生的《运用筛选法为〈楚辞•招魂〉决疑》[2] ，就是“用解读《招魂》文本，探索《招魂》作者及魂主的典范”（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没有把《招魂》相关背景，与《招魂》文本结合起来考察，以致留有漏洞和欠缺）。此文“用《招魂》文本逐项对照、检验《招魂》的作者及魂主”，并指出了宋玉说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安排帝与巫阳的对话?为什么要塑造一个专职招魂的巫阳来抗命，而且在招辞中又说了上帝的坏话?”为什么有“‘魂兮归来哀江南’，与招魂回郢的矛盾？等。

古今“关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有众多的论说。

王梦博士说：“当我们在面对外证不足，内证也不清晰的情况时，应以原始文献为主，从古代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做客观推测。……才能一步步接近《招魂》的真实创作背景和创作主旨。……在尊重和信赖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方法，才能做出合乎史实的判断，才能真正有助于《招魂》问题的解决。[3]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

可惜王博士的《〈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评议》，背离了《招魂》文本以及相关的背景。她的评议大多引用前人，偶有主见者却流于自我否定。

例如她说：“刘刚教授……结合田野考察的方法来研究《招魂》文本，使得文本解读更可能接近历史原貌，这对于《招魂》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她又说：“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王逸认为《招魂》是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二者虽观点不一致，却都认为《招魂》与屈原有关……根本没法推翻司马迁和王逸的说法。”[4] 而刘刚先生的“宋玉招考烈王说”既推翻了司马迁的“《招魂》是屈原所作”,也否定了王逸的“《招魂》是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可见王博士的论说自相矛盾。

钟其鹏先生认为：“用‘《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此种决断的语气，故王逸认为宋玉作《招魂》必有其充分的根据。[5]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它是个没有例证的想象。

下面就以“《招魂》文本和相关背景”来说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对象。

《招魂》文本解读

引 文

《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

力之先生指出：「这六句，“朕”作为一个主题，一直贯到“愁苦”。一、二句说平生操守，三句从一、二句来，四句说党人“蔽人”、“折之”，五句说君之不明，末句是四句之间接结果与五句之直接结果。换言之，首六句交待屈原失魂之因，下文即就此而展开。[6] 」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

潘啸龙先生说：“《招魂》的开头六句，其内容显然是宋玉代‘失魂者’顷襄王，向天帝的告求之语:‘朕’为顷襄王之代称，代顷襄王自述[7] ”其论缺乏依据。

“清、廉、洁”，历来都是对臣属的要求，而不是针对楚王。

从称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侯王并不自称“朕”。

《老子》曰：“侯王自称孤、寡、不榖。[8] ”

《礼记·曲礼下》曰：“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9]

楚王多自称“不榖、寡人”，没有称“朕”者。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及楚，楚子（成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

《哀公六年》昭王曰：“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榖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10] ”。

《战国策·秦策二》[11] “齐助楚攻秦”：“楚王大悦……：‘不榖得商于之田，方六百里’”。（楚怀王自称“不榖”）

《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有：“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楚四》“庄辛说楚襄王”曰：“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楚襄王自称“寡人”）。

熊良智先生说[12] ：“由‘掌梦’所涉礼制，可知招魂的对象应该是楚国君王之魂，这在《招魂》文本中可得到印证。序文开头有魂灵以第一人称自述:‘朕幼清以廉洁兮……’”

把“朕”指认为“楚国君王自称”不对，秦始皇二十六年才把“朕”定为帝王自称。

若是某王若要“求告上帝”，当称“嗣王某”或“某嗣王”。不能自称“朕”。

如《诅楚文》[13]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恳告于不显大神…”

《礼记·曲礼下》也有：「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今注】：「践阼指站在主人的地位。内事，是祭祖宗，故称“孝王”。外事，是祭天地神祇，故但称继位之王。」[14]

“牵于俗而芜秽”

笔者认同“坚守高洁，鄙弃流俗，绝不随波逐流，是诗人一生坚持的品行节操”；“屈原不会用芜秽来形容自己”。

“田地不整治而杂草丛生则芜秽。”屈原用芜秽比喻遭受弃逐，与《远游》的“遭沈浊而污秽兮”类同。不可理解为“自认品行‘芜秽’”。

再从前后文看：前面有“幼清以廉洁”，后面曰“上无所考此盛德”。前后都说主体“廉洁、盛德”，可见“牵于俗而芜秽”决不是“自认品行‘芜秽’”。有些人为了把《招魂》的对象定为楚王，不顾前后之文，把它解释为“自认品行‘芜秽’”。不能令人信服。

招 辞

招辞开始有“帝与巫阳的对话”：“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

《招魂》是屈原“虚拟自招其魂”的文学作品。自古至今所有的“真招魂”都没有“帝与巫阳”。假如是宋玉作《招魂》没有必要设置“帝与巫阳”。

姚小鸥先生认为：“这是屈原有意识地借用古代神话传说来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15] ”

时善时恶的“帝”

《招魂》中“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这时帝是帮助人的善者，可是在“君无上天”中，巫阳却暗示“帝”是“天上虎豹豺狼啄害下人的主使”。

帝为何时而善、时而恶呢？它反映了“屈原对上帝既寄予希望又感到失望，既敬重又抱怨的矛盾心情。[16] ”在先秦，这种“敢于唐突上帝”的言辞，非屈原所不能为。假如是真招魂，就“不该在招辞中唐突上帝。[17] ”

在古人心目中，皇天所辅者，是有德之人，并不限于君主。《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离骚》也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掌梦”

《招魂》中的“掌梦”，是个众说纷纭“剪不断理还乱的”悬案。

赵逵夫先生说：“《招魂》……作于被怀王遣放于汉北之时，时屈原任掌梦之职”[18] 。

此说脱离作品的内容，与楚国地理不符，与屈原的经历不合。是个没有依据的臆想。

熊良智先生认为[19] ：“屈原曾‘执掌云梦之事’”；“此魂魄离散者，自是楚君之魂，所以才有与之对应的掌管云梦的虞官设梯，招魂者才能升屋呼唤，这就是巫阳对曰‘掌梦’的原因。”他还说：“‘掌梦’虽与招魂有关，却并非真正的招魂之官。按照礼的规定，招魂职有专司:有夏采，‘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太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有祭仆，‘大丧，复于小庙’;有隶仆，‘大丧，复于小寝、大寝’；有小臣，‘小臣复，复者朝服’。……楚辞《招魂》中的巫阳，或即属于君之亲近小臣。”

《招魂》与《丧礼》中的“复”联系不上。把《招魂》中在上天与帝对话的神话人物“巫阳”，说是“属于君之亲近小臣”？……。纠缠于“掌梦”问题，对解读文本并无建树。

招生魂还是招死魂？

姜亮夫说：“以为原作以哀怀王入秦不返，终于客死於秦，原哀而招之，此说最沉鬱而有据。[20] ”汤炳正、徐志啸等也认为是招怀王死魂。

熊良智先生说[21] ：“《招魂》描述 ‘魂魄离散’，自是魂魄分离死亡之状，所以又说‘有人在下’” 招死魂说与《招魂》文本不符。

第一，“魂魄离散”不一定是死人。屈原作品中有多处“魂魄离散”的描写。如《惜诵》：“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梦中，魂可离体）；《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想象、恍惚中，魂亦可离体。）《远游》有：“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稿而独留”。这些“魂魄离散”都与“人己经死亡”无关。古人认为，若魂魄离散、魂灵长久不归，人就会生病，需要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第二，“有人在下，我欲辅之”说明帝辅的是活人，人死了就没法“辅”了。第三，“恐后之谢，不能复用”，说明是活人，没有“谢”。第四，一般来说，死魂不是升天就是下地。而《招魂》所述，天、地和四方皆不能去，只能去郢都的“故居”，可见《招魂》是“招生魂”。假若不能升天、不能下地只能待在“阳间的故居”，用“招死魂”说不通。

“《招魂》中的生活符合‘王者之制’”吗？

熊良智先生说：“《招魂》的对象是楚怀王，涉及的生活要符合‘王者之制’[22] ”

蒋南华先生指出：“从诗中所描绘的宴饮场面来看:‘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敶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写的分明是一种民间宴饮场面，……绝非王室宫廷所宜有。[23] ”吴贤哲先生认为：「“菎蔽象棋，有六簙些”至“魂兮归来，反故居些”一段，写的是在故居可以六簙对局，叩钟弹瑟，饮酒赋诗，呼唤离魂归来，与先辈故旧同欢尽乐。其中所写的下棋赌博，主要反映的应是市民生活，而叩钟弹瑟，饮酒赋诗，写的则是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由此看来，魂主当非国君。[24] 」

熊任望先生指出：「讨论《招魂》的“故居生活”是否合乎屈原身份，只要看《离骚》：“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车千乘”——多么庞大的侍从队伍！“驾八龙”——这是什么样的规格！“奏《九歌》而舞《韶》”——什么样身份的人能够享受！……比较一下屈原在《离骚》中描述的极度夸张，对《招魂》中的夸张，还会提出疑问吗？为什么对《离骚》作品主人公如此高贵豪华的气派，能够接受；而在讨论《招魂》时，对其中夸张的奢侈生活，却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呢？[25] 」

屈原作品的表现手法往往是非礼制非现实的，不必用“礼体”去硬套。

熊良智先生说[26] ：“《招魂》是屈原抒写对怀王客死的哀伤和对楚国时局、命运的忧虑，呼唤怀王归来复兴”。请问“死了的怀王”还能够“归来复兴”吗？

招魂辞不能代表魂主的思想

翟江月认为：《招魂》用极端奢侈的物质享受，引诱灵魂归来，“所以屈原自招一说是不可信的。[27] ”只看到招辞奢侈的物质享受，忽略魂主的取舍，显然偏离《招魂》的本意。

招魂者不管用多么糜烂的物质享受去引诱，只要被魂主拒绝，就与他无关。

魂主用“魂兮归来，哀江南！”拒绝了去郢都享乐，才是魂主真实的思想。

乱 辞

与夸张的“招辞”不同，“引文”和“乱辞”是记实。

“乱曰”可分三段：

第一小段：“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苹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叙述诗人在早春被流放南征。

其“南征”可能是：从《哀郢》的流放地（夏浦），去《涉江》的溆浦。在经过江南云梦附近时，孤独的屈原辽望原野、思念郢都，引发了当年“与王驱梦”的回忆……。

《涉江》有“欸秋冬之绪风”。“绪风”是“初春的冷风”。例证有：

东晋谢灵运《登池上楼》：“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唐 温庭筠《元日》（初春第一日）：“绪风调玉吹，端日应铜浑。”

宋 史浩《满庭芳》：“梅萼冰融，柳丝金浅，绪风还报初春。”

《涉江》是初春离开鄂渚，南往溆浦。《招魂》是“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两者可以衔接。

有人说：“《哀郢》与《招魂》两者‘时令相同’，《哀郢》‘初出发时却是向南走的’故方向也相同。”此说与事实不符。《哀郢》是“方仲春而东迁（二月东迁）”。《招魂》是“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一月南征）”。两者“时令、方向”皆不同。

第二小段：“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乃屈原回忆当年受宠信“与王趋梦夜猎”的欢快情景。

朱熹《集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皆说：“盛言畋猎之乐，以招之也。[28] ” 两位之说似乎与文意不符。还是王逸说得对[29] ：“以言尝侍从君猎，今乃放逐，叹而自伤闵也。”

有人说，第二小段是“记叙楚王云梦夜猎的实况”，显然与前后两段的气氛、时空不符。前面是作者“汩吾南征，遥望博……”；后面是“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这些与“青骊结驷兮，齐千乘……”的状态都不协调。况且千乘畋猎之后，也不可能“皋兰被径兮，斯路渐”一派凄冷的景象。

姜亮夫先生说：“君王亲发而为青兕所淹，此秦留怀王而不反也。青兕以喻暴秦”[30] 。其想象似乎缺乏依据。

第三小段：“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记叙了作者身处江南的哀伤情景。 

日夜更替时光无法停留。如今放流江南，车马稀少路径被荒草覆盖。面对湛湛江水，目极千里，遥望郢都，徒伤春心。最后呼唤沉浸在幻想中的灵魂回归现实……。

蒋骥说：“卒章魂兮归来哀江南，乃作文本旨[31] ”。

《招魂》“乱”写的是：“春天来到江南，屈原一路行来，不觉触动愁怀。在远望之中，心思渐渐飘渺起来，彷佛自己又回到当年云梦夜猎的情景中。描写夜猎的这一小段文字，又以「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以时间的飞逝又接回现实，接得极其自然，正如前面以「遥望博」一句牵起回忆之线一样。根据序和这一段尾声来看，说这篇《招魂》是屈原所作，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32] ”  

“路贯庐江”之解

学术界对“路贯庐江”的解释，分歧较大。洪兴祖云：“《前汉·地理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33] ”其解并不可靠。

“路贯庐江”其“路”可与其后的“斯路渐”呼应；其“庐江”之“江”，与后面的“湛湛江水”很可能是同一条江，可见“庐”与“江”不一定是“庐江”。即便“庐江”是战国时代之水名，也必须与诗中“汩吾南征”、“与王趋梦”、“哀江南”等联系起来考虑。

熊良智先生说：“‘南征’指屈原行至庐江、陵阳一带转而南下时当顷襄王三年(前296)……在放逐途中，屈原得到怀王客死于秦和归丧于楚的消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跟随楚王云梦田猎的往事……[34] ”

其论与《史记》记载抵牾。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时，屈原还没有被放逐。

《屈原列传》：“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太史公自序》有：“怀王客死，兰咎屈原。[35] ”

这是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时，屈原还没有被放逐的确切依据。

常森先生说：「由“路贯庐江”一句自可了然—既在“江南”，又须“路贯庐江”，则无疑是指长江以南、庐江上游北侧的陵阳……屈子《哀郢》有“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云云，就是追述前往陵阳迁所时不胜茫然的情怀。《招魂》乱辞点明魂所归依在“江南”，……这等于说魂归陵阳。」（常森：《〈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北京大学学报（哲社）》2014年第6期，第47页。）这是学术界一直存在的《哀郢》、《招魂》中陵阳在安徽的观点。实际上“东迁安徽陵阳说”不能成立。

《哀郢》有：“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其一“今逍遥而来东”说明已经达到“东迁”的终点。其二“背夏浦而西思”说明东迁的终点在“夏浦”附近。其三“当陵阳之焉至”说明“夏浦”已经“当陵阳”。其四，从夏浦去安徽陵阳是郢都至夏浦路程的两倍，而《哀郢》中并没有去遥远的安徽陵阳的丝毫信息。

 

有人说：“《哀郢》与《招魂》两者‘时令相同’，《哀郢》‘初出发时却是向南走的’故方向也相同。”此说与事实不符。《哀郢》是“方仲春而东迁（二月东迁）”。《招魂》是“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一月南征）”。两者的“时令、方向”皆不相同。

 

“魂兮归来哀江南”

“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江南”就是屈原“南征”中，途经云梦附近“两湖一带的江南”。

熊良智先生前面说：“‘南征’指屈原行至庐江、陵阳一带……回想起当年跟随楚王云梦田猎的往事……”后面说：“‘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江南’，即今湖北、湖南一带，是当时楚国疆域的代表。……诗人回想起伴随楚王云梦田猎的场景，……‘云梦’从来就是楚王田猎、借以张扬国力的地方[36] ”。他前后之说显然抵牾。庐江陵阳，与两湖的江南，两者的距离有1000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