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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苏轼虚龄十九岁。古代风俗，男子满二十岁，女子满十五岁，即为成人。但规矩应不严格。苏轼何时行的成人仪式不见记载，但当年娶得清神县乡贡进士王方十六岁的女儿王弗为妻，可视为成人礼。弟辙在其娶亲后的第二年，迎娶乡里史姓人家小姐时十八岁。兄弟前后脚完成终身大事，必为父母规划长远的统一安排。男儿成家立业，先成了家，立业才有基础。苏轼的婚姻虽为父母包办，后来也产生脍炙人口的爱情，要令如今困惑于婚姻城堡内外的大男大女艳羡不已了。
人生总是难免悲喜交织。也就轼辙兄弟大喜的二三年前，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三姐八娘嫁给表兄程之才，即母亲程夫人兄长的儿子，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便告去世，享年只十八岁。父洵自是悲愤不已，一口咬定因受姑家的虐待，到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还作自尤诗，悲哀女儿的不幸。轼辙兄弟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竟从此与表兄绝交。我们平心而论，古代医学落后，年轻生命因病夭折也是常有的事。苏轼与表兄的宿怨四十年后贬谪惠州时方化解，或因岁月历练而解悟生死无常的人生哲理。此是后话。
轼辙兄弟生理成人的同时，还伴随着学业的精进，甚至说学术已趋成熟，应该都不过分。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父洵作一篇短文《名二子说》，解释他赋予两个儿子名字的寓意。辙即车轮碾过留在地上的痕迹，轼则为车厢前作为扶手的横木。二者都系于出行之车，作为父亲无疑是期望儿子读万卷书外，还行万里路的。苏辙不是本文的主角，这里不用说辙，轼置于车的正前方，乘车把轼，可助眼界开阔，我们因此解读，老苏是希望天资聪颖的长子，治学处世都高瞻远瞩，或许不算无中生有。
古人治学，直可浓缩为经史二字。苏轼的兴趣显然更偏于史，可以一生数量众多的史论为证。而少年苏轼治史，除得父亲指教外，还与父亲的一位朋友史经臣有过切磋，佩服史经臣的一篇文字《思子台赋》。苏轼为便读书，还曾发奋抄书。有说苏轼《汉书》就抄过三遍。按照明人袁中道的说法，苏轼“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书法遂成。”单说抄书，也就一般性的刻苦，因抄书而成大书法家，恐怕从古至今，苏轼都是独一份。
这个时期苏轼的文章学术已达怎样的高度？可以仁宗至和二年二十岁时撰写的《正统论》三篇为证。所谓正统云云，也是古人政治探讨的寻常话题。苏家父子所仰慕的文章大家欧阳修早就有过同题文章。苏轼撰写他的《正统论》前，无疑认真研读过欧阳修的《正统论》。苏轼这篇洋洋洒洒长达二千五百多字的大文章，重要价值在于，在学习借鉴欧阳修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论和政治论。按照苏轼的文章篇目纪年，应该为其最早的论文，如果这就是苏轼的文章起点，大可以说起点即达高点。
二十岁前后的苏轼，远不止写成一篇《正统论》，其暴得大名后，陆续彰显于世的《留侯论》为代表的大量史论文字、指点江山纵论朝纲的大量策略文字，可信都是在家读书的积累，虽然书生议论，至少显出席卷风云的勃勃生气。按古代举子的说法，这些文字都谓之窗稿。凡读书人莫不积有窗稿，只是大多数人的窗稿最终沦入烟尘，不似苏轼得以流传天下罢了。
苏家兄弟习得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冠冕话是要致君尧舜，直白讲就是应举入仕，或者更形象的说法，怀揣美玉企愿售得好价，厩有骏骥盼上大道驰骋。而眉山苏家不只俩儿子是千里驹，老父苏洵也是雄健老马，年过四旬仍一事无成，盼出人头弟的心情或更急过儿子。古代读书人以才学博取功名，除了应举科场之外，广交朋友，投拜名人达官也是一途。交友至少可切磋学问，拜官则可指望提携举荐。要是学问朋友本身就是官员，更是一举两得。老苏向有结交朋友的爱好，轼辙兄弟尚年幼时，就经年与友朋周游天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父序（轼辙兄弟的祖父）五月去世，苏洵犹在江西虔州庐山一带游历，八月闻获凶音才急急回家。如今儿子成人，苏洵出外交友自然带了儿子上路。因此父亲的朋友，诸如史经臣、任师中、雷简夫、张方平等都为苏轼熟习，苏轼的才学也渐得父执们的赏识。
古人君子之交，不仅论文章学术，也看道德人格。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随父洵至雅州，谒见雅州知州雷简夫。简夫称父洵有王佐之才，撰书荐于益州知州张方平，以及欧阳修、韩琦等当朝重臣。轼辙兄弟成名之后，于雷简夫却只字不提，不是兄弟俩忘恩负义，而是发现简夫德行有亏，都不好意思再认这个朋友。而于张方平，轼辙兄弟自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随父洵奔赴京师，过成都拜谒相知起，就示若人生导师，私交密切，终身礼敬有加。
这里略说张方平。其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年长苏轼三十岁，自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步入仕途，从政履历丰富，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十一月，以户部侍郎到知益州任，为苏家父子两年之后的拜谒提供了机会。而打从相识，方平就对轼辙兄弟分外赞赏，视若国士。总其苏轼一生，除了科场恩师欧阳修外，通俗话说，张方平就要算最重要的贵人了。但方平虽对轼辙兄弟提携照顾很多，苏轼对其执门生礼，却坚决谢绝。如此人格风范，应该也是赢得苏轼敬重的重要原因。
苏家父子成都拜谒张方平的一个重要收获，便是在出蜀之际，获得方平写给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荐书。父子三人这趟于闰三月上旬开启的赴京之旅，虽然发成都而过剑门，走的崎岖旱路，可信春和景明，人的心情也极好。一路经凤翔府郿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进入四月，尽管遭遇六塔河决，路上时有险阻，依然打马前行，进入河南，坐骑竟累死于二陵至渑池的路上。中途停歇于奉闲僧舍，为后来重过赋诗怀旧留下由头。
此时的轼辙兄弟未获功名，照说应该一门心思都在科考，无暇赏花攀柳的。但路过洛阳时，有说苏轼填过一首一斛珠，文字不多，兹录如次：洛城春晚，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独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如果坐实，要算其最早的词作了，或也可见青年苏轼的文艺才情。
仁宗嘉佑元年五月（公元1056年），父子三人抵达帝京，就是今天的开封，下榻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院。父洵继续出外交友，投书欧阳修，并上所著洪范论等文字，得到欧阳修的称赏，轼辙兄弟则留在僧舍准备考试。本年八月，张方平由益州抵京出任三司使，还向苏洵了解兄弟俩的学业。兄弟俩的学业很快便得初步验证。就在这月，两人应开封府举办的解试双双中举。考中举人，才有进一步考取进士的资格。同科得解的林希、胡宗愈、袁縠等人，后来与苏轼交往甚多。
苏轼与弟辙在京师继续潜心读书，于公羊、谷梁、左氏三传等经学典籍很下一些稽考功夫。仁宗嘉佑二年（丁酉）公元1057年正月，朝廷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也就是主管本年进士考试，辅佐欧阳修的有王珪、韩绛、梅挚、范镇等一干重臣。就在本月，苏轼参加礼部主办的省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以巧于用典和论辩犀利的雄健文风，大得欧阳修等人赏识，传说欧阳修本来欲取为第一的，担心其为弟子曾巩所作，为着避嫌才取了第二。不管传说是否属实，这篇引起朝野轰动的文字，说是苏轼敲开仕途之门的第一块刚猛砖头，则是无疑的。
礼部省试不只一篇论文，或也好似时下高考，语文之外还有政经史地理化等科，本届考试，考生还作了《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等五篇杂策，作了《丰年有高廪》的五言诗，苏轼自然都不在话下，经学类的春秋对义还拿了第一。通过礼部省试，照说已算被录取，但还没完，礼部认可的考生又经奏名朝廷，于三月五日在崇政殿，接受仁宗皇帝主持的御前考试，考题除诗赋之外，还有题为《重巽以申命论》的论文。终于三月十一日，仁宗诏赐进士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轼辙兄弟皆名登金榜，一举实现从乡间书生向朝廷命官的华丽转身。
后人历数古代科场的出人头弟者，或许都视苏轼为状元级的成功，但事实是，苏轼参加的几次考试都没拿到第一，倘说正月礼部省试屈居第二可咎于欧阳修的谨慎，上年八月的开封府解试，也只得个第二，第一名为袁縠所得，而本年三月的殿试，拿第一的是一位姓章名衡的福建人。只不过这二人的后来发展略逊于苏轼，章衡虽也做过知州，不似苏轼做到皇帝近臣的翰林学士，袁縠则在苏轼出守杭州时，刚做到其属下通判的位置，可知科场功名与宦海沉浮都是难以预料的事。
另外，我们一般也觉轼辙兄弟同时高中堪为稀罕荣耀，但就在这一年，与轼辙兄弟同登金榜的幸运儿中，除了曾巩和曾布、林希和林旦两组兄弟，还有章惇和章衡一对叔侄，这数人照说同样与轼辙兄弟堪作美谈，何以少有人谈，至少不及轼辙兄弟令人乐谈，这就是苏轼名头震荡时空的放大效应了。
接下来，轼辙兄弟的忙碌真如唐人孟郊诗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面出席朝廷为新科进士举办的琼林苑宴，与同年相好觥筹交错，联络感情，这边刚与蒋之奇相约卜居阳羡，那边又与晁端彦欢言定交；一面做足谦恭姿态，感恩朝廷一干重臣的赏识提携。相继作书谢欧阳修，谢梅挚，谢范镇，谢梅尧臣，谢韩琦，作启谢王珪，谢韩绛，谢秋赋试官。对于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位重量级人物，除了恭呈书启之外，还更登门致谢。凡此种种交际，不只是官场礼仪的逢场作戏，更有着意长远经营人脉的意味，当然，这也是从古至今千篇一律的官场况味。
正当轼辙兄弟在京弹冠相庆之际，四月七日，母亲程夫人在眉山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七岁，距轼辙兄弟三月十一日高中还不到三十天，即便即刻令人返乡报捷，恐都还未赶到，老夫人极可能并未分享儿子成功的喜悦。而设想家里的报丧人即刻从眉山出发，或也可能五月内抵达京师。依照古代孝仪，官员为亡父亡母守孝的所谓丁忧，从获知凶信算起为二十七个月，轼辙兄弟除丧在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八月，据此推算，父子三人闻讣奔丧回家，似可定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五月下旬。
按照古代孝道礼仪，官员丁忧期间禁忌颇多，今天的通俗话说就是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诸如不得作诗词歌赋等文艺性文字，夫妻不得同床合欢等。于前者，倒是可以这二三年不见苏轼写有只言片语为证，于后者，苏轼的长子苏迈生于嘉佑四年这个事实，则不免令人有点生疑。这里无意指责苏轼守孝期间出轨，宁愿想象古人所谓孝履规矩，其实允许变通，以为方是正常人性。
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轼辙兄弟结束丁忧两月之后，即随父洵再次离开眉州奔赴汴京。两年多前是为赶考，如今只为做官，因此兄弟俩都携了妻室，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苏迈也带在身边。时令虽已秋风萧瑟，这回出蜀乘船，顺风满帆沿江而下，可信比两年前的春季出行还满面春风。此行之初的十月十三日，苏轼作有《初发嘉州》一诗，首四句为：“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据此可以想见父子三人豪情满满一往无前的气概。
父子三人这趟江行出蜀之旅，大约十月四五日告别眉州，六七日到的嘉州。嘉州即今日乐山。在此逗留数日，游览胜景、访问过猛士和逸民，书简致意过友朋之后，十三日离开嘉州，过犍为，题咏过王齐愈和王齐万兄弟的万书楼；过宜宾，夜泊牛口；过戎州，留题寿昌院；过淯井盐，得蛮布弓衣所织的梅尧臣春雪诗。二十日左右，泊南井口，过合江县安乐山，过渝州、涪州，经明月峡，至忠州丰都县。入十一月，至忠州境内，题屈原塔、严颜碑、望夫台；过万州武宁县木栃观。过夔州，题八阵碛、诸葛盐井、白帝庙、永安宫；发瞿塘，入峡，过巫山，经神女庙，过巴东。过秭归，题昭君庙，因风雪曾阻于新滩；过黄牛峡，题黄牛庙，游虾蟇背。然后出峡，游三游洞。过峡州，题清溪寺、甘泉寺、欧阳修至喜堂。十二月八日，抵达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即今天宜昌。
这两个月来，身与江涛相搏，眼观两岸风物，最宜激发诗情，因此三人一路作诗唱和，真个其乐融融。只看苏轼，即作得五言古诗27首、七言古诗10首、五言律诗1首，七言律诗2首，五言绝句2首，七言绝句3首，共计45首。另外还有滟滪堆赋和屈原庙赋两篇文赋。较之两年多前的陆行出蜀不作一诗，已以文章高手名动天下的苏轼，至此方显诗人本色。
父子三人在江陵登岸歇息，直到岁末辞旧迎新。在这期间，三人的江行诗文集为三十篇，题为南行前集，由苏轼作序。然后嘉佑五年正月五日，三人自江陵北上陆行直向京师。一路上观息壤，吊渚宫，过荆门军，题惠泉。发浰阳，渡汉水；至襄阳，题砚山，怀羊祜；题万山；至隆中，访诸葛亮故里。过唐州，赞唐守赵尚宽善政。至叶县，题双凫观。至襄阳颖桥，题颖大夫庙。过昆阳，吊刘秀与王莽作战的古战场。二月上旬抵许州，即今日许昌，结识了许州签判范纯仁，其为前朝名臣范仲淹的次子。然后过尉氏，登阮籍啸台，吊朱亥墓。终于二月十五日抵达汴京。
陆行一个多月，三人继续写诗作文。苏轼共作得五七言诗32首，词1首，文赋1篇（昆阳城赋）。三人作品照例编辑成集，题为南行后集，作序的任务则改成苏辙。兄弟如此分工，可信一定是父亲苏洵的安排。
综览苏轼一路所作的七十多首诗，放在一生两千七百多首的诗歌长河中看，虽然少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个别笔力还略显稚嫩，但其取材若非观景心得，便是吊古感慨，不似后来大量与人唱和的被动写作。自然也是条件所限，想要应酬唱和身边也只有父洵弟辙二人。虽以苏轼的才能，被动应酬也能写出好诗，还是基于创作冲动的主动写作更也价值，这应该也是苏轼这个时期诗歌的可贵之处。
父子三人重回汴京后，不同于上回寓居佛门庙宇，而是在京师西岗租赁一处宅子安顿下来，两年多前就已拉开序幕的宦海生涯自此正式开启。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苏轼生平（出蜀）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苏轼虚龄十九岁。古代风俗，男子满二十岁，女子满十五岁，即为成人。但规矩应不严格。苏轼何时行的成人仪式不见记载，但当年娶得清神县乡贡进士王方十六岁的女儿王弗为妻，可视为成人礼。弟辙在其娶亲后的第二年，迎娶乡里史姓人家小姐时十八岁。兄弟前后脚完成终身大事，必为父母规划长远的统一安排。男儿成家立业，先成了家，立业才有基础。苏轼的婚姻虽为父母包办，后来也产生脍炙人口的爱情，要令如今困惑于婚姻城堡内外的大男大女艳羡不已了。
人生总是难免悲喜交织。也就轼辙兄弟大喜的二三年前，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三姐八娘嫁给表兄程之才，即母亲程夫人兄长的儿子，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便告去世，享年只十八岁。父洵自是悲愤不已，一口咬定因受姑家的虐待，到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还作自尤诗，悲哀女儿的不幸。轼辙兄弟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竟从此与表兄绝交。我们平心而论，古代医学落后，年轻生命因病夭折也是常有的事。苏轼与表兄的宿怨四十年后贬谪惠州时方化解，或因岁月历练而解悟生死无常的人生哲理。此是后话。
轼辙兄弟生理成人的同时，还伴随着学业的精进，甚至说学术已趋成熟，应该都不过分。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父洵作一篇短文《名二子说》，解释他赋予两个儿子名字的寓意。辙即车轮碾过留在地上的痕迹，轼则为车厢前作为扶手的横木。二者都系于出行之车，作为父亲无疑是期望儿子读万卷书外，还行万里路的。苏辙不是本文的主角，这里不用说辙，轼置于车的正前方，乘车把轼，可助眼界开阔，我们因此解读，老苏是希望天资聪颖的长子，治学处世都高瞻远瞩，或许不算无中生有。
古人治学，直可浓缩为经史二字。苏轼的兴趣显然更偏于史，可以一生数量众多的史论为证。而少年苏轼治史，除得父亲指教外，还与父亲的一位朋友史经臣有过切磋，佩服史经臣的一篇文字《思子台赋》。苏轼为便读书，还曾发奋抄书。有说苏轼《汉书》就抄过三遍。按照明人袁中道的说法，苏轼“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书法遂成。”单说抄书，也就一般性的刻苦，因抄书而成大书法家，恐怕从古至今，苏轼都是独一份。
这个时期苏轼的文章学术已达怎样的高度？可以仁宗至和二年二十岁时撰写的《正统论》三篇为证。所谓正统云云，也是古人政治探讨的寻常话题。苏家父子所仰慕的文章大家欧阳修早就有过同题文章。苏轼撰写他的《正统论》前，无疑认真研读过欧阳修的《正统论》。苏轼这篇洋洋洒洒长达二千五百多字的大文章，重要价值在于，在学习借鉴欧阳修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论和政治论。按照苏轼的文章篇目纪年，应该为其最早的论文，如果这就是苏轼的文章起点，大可以说起点即达高点。
二十岁前后的苏轼，远不止写成一篇《正统论》，其暴得大名后，陆续彰显于世的《留侯论》为代表的大量史论文字、指点江山纵论朝纲的大量策略文字，可信都是在家读书的积累，虽然书生议论，至少显出席卷风云的勃勃生气。按古代举子的说法，这些文字都谓之窗稿。凡读书人莫不积有窗稿，只是大多数人的窗稿最终沦入烟尘，不似苏轼得以流传天下罢了。
苏家兄弟习得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冠冕话是要致君尧舜，直白讲就是应举入仕，或者更形象的说法，怀揣美玉企愿售得好价，厩有骏骥盼上大道驰骋。而眉山苏家不只俩儿子是千里驹，老父苏洵也是雄健老马，年过四旬仍一事无成，盼出人头弟的心情或更急过儿子。古代读书人以才学博取功名，除了应举科场之外，广交朋友，投拜名人达官也是一途。交友至少可切磋学问，拜官则可指望提携举荐。要是学问朋友本身就是官员，更是一举两得。老苏向有结交朋友的爱好，轼辙兄弟尚年幼时，就经年与友朋周游天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父序（轼辙兄弟的祖父）五月去世，苏洵犹在江西虔州庐山一带游历，八月闻获凶音才急急回家。如今儿子成人，苏洵出外交友自然带了儿子上路。因此父亲的朋友，诸如史经臣、任师中、雷简夫、张方平等都为苏轼熟习，苏轼的才学也渐得父执们的赏识。
古人君子之交，不仅论文章学术，也看道德人格。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随父洵至雅州，谒见雅州知州雷简夫。简夫称父洵有王佐之才，撰书荐于益州知州张方平，以及欧阳修、韩琦等当朝重臣。轼辙兄弟成名之后，于雷简夫却只字不提，不是兄弟俩忘恩负义，而是发现简夫德行有亏，都不好意思再认这个朋友。而于张方平，轼辙兄弟自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随父洵奔赴京师，过成都拜谒相知起，就示若人生导师，私交密切，终身礼敬有加。
这里略说张方平。其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年长苏轼三十岁，自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步入仕途，从政履历丰富，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十一月，以户部侍郎到知益州任，为苏家父子两年之后的拜谒提供了机会。而打从相识，方平就对轼辙兄弟分外赞赏，视若国士。总其苏轼一生，除了科场恩师欧阳修外，通俗话说，张方平就要算最重要的贵人了。但方平虽对轼辙兄弟提携照顾很多，苏轼对其执门生礼，却坚决谢绝。如此人格风范，应该也是赢得苏轼敬重的重要原因。
苏家父子成都拜谒张方平的一个重要收获，便是在出蜀之际，获得方平写给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荐书。父子三人这趟于闰三月上旬开启的赴京之旅，虽然发成都而过剑门，走的崎岖旱路，可信春和景明，人的心情也极好。一路经凤翔府郿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进入四月，尽管遭遇六塔河决，路上时有险阻，依然打马前行，进入河南，坐骑竟累死于二陵至渑池的路上。中途停歇于奉闲僧舍，为后来重过赋诗怀旧留下由头。
此时的轼辙兄弟未获功名，照说应该一门心思都在科考，无暇赏花攀柳的。但路过洛阳时，有说苏轼填过一首一斛珠，文字不多，兹录如次：洛城春晚，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独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如果坐实，要算其最早的词作了，或也可见青年苏轼的文艺才情。
仁宗嘉佑元年五月（公元1056年），父子三人抵达帝京，就是今天的开封，下榻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院。父洵继续出外交友，投书欧阳修，并上所著洪范论等文字，得到欧阳修的称赏，轼辙兄弟则留在僧舍准备考试。本年八月，张方平由益州抵京出任三司使，还向苏洵了解兄弟俩的学业。兄弟俩的学业很快便得初步验证。就在这月，两人应开封府举办的解试双双中举。考中举人，才有进一步考取进士的资格。同科得解的林希、胡宗愈、袁縠等人，后来与苏轼交往甚多。
苏轼与弟辙在京师继续潜心读书，于公羊、谷梁、左氏三传等经学典籍很下一些稽考功夫。仁宗嘉佑二年（丁酉）公元1057年正月，朝廷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也就是主管本年进士考试，辅佐欧阳修的有王珪、韩绛、梅挚、范镇等一干重臣。就在本月，苏轼参加礼部主办的省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以巧于用典和论辩犀利的雄健文风，大得欧阳修等人赏识，传说欧阳修本来欲取为第一的，担心其为弟子曾巩所作，为着避嫌才取了第二。不管传说是否属实，这篇引起朝野轰动的文字，说是苏轼敲开仕途之门的第一块刚猛砖头，则是无疑的。
礼部省试不只一篇论文，或也好似时下高考，语文之外还有政经史地理化等科，本届考试，考生还作了《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等五篇杂策，作了《丰年有高廪》的五言诗，苏轼自然都不在话下，经学类的春秋对义还拿了第一。通过礼部省试，照说已算被录取，但还没完，礼部认可的考生又经奏名朝廷，于三月五日在崇政殿，接受仁宗皇帝主持的御前考试，考题除诗赋之外，还有题为《重巽以申命论》的论文。终于三月十一日，仁宗诏赐进士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轼辙兄弟皆名登金榜，一举实现从乡间书生向朝廷命官的华丽转身。
后人历数古代科场的出人头弟者，或许都视苏轼为状元级的成功，但事实是，苏轼参加的几次考试都没拿到第一，倘说正月礼部省试屈居第二可咎于欧阳修的谨慎，上年八月的开封府解试，也只得个第二，第一名为袁縠所得，而本年三月的殿试，拿第一的是一位姓章名衡的福建人。只不过这二人的后来发展略逊于苏轼，章衡虽也做过知州，不似苏轼做到皇帝近臣的翰林学士，袁縠则在苏轼出守杭州时，刚做到其属下通判的位置，可知科场功名与宦海沉浮都是难以预料的事。
另外，我们一般也觉轼辙兄弟同时高中堪为稀罕荣耀，但就在这一年，与轼辙兄弟同登金榜的幸运儿中，除了曾巩和曾布、林希和林旦两组兄弟，还有章惇和章衡一对叔侄，这数人照说同样与轼辙兄弟堪作美谈，何以少有人谈，至少不及轼辙兄弟令人乐谈，这就是苏轼名头震荡时空的放大效应了。
接下来，轼辙兄弟的忙碌真如唐人孟郊诗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面出席朝廷为新科进士举办的琼林苑宴，与同年相好觥筹交错，联络感情，这边刚与蒋之奇相约卜居阳羡，那边又与晁端彦欢言定交；一面做足谦恭姿态，感恩朝廷一干重臣的赏识提携。相继作书谢欧阳修，谢梅挚，谢范镇，谢梅尧臣，谢韩琦，作启谢王珪，谢韩绛，谢秋赋试官。对于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位重量级人物，除了恭呈书启之外，还更登门致谢。凡此种种交际，不只是官场礼仪的逢场作戏，更有着意长远经营人脉的意味，当然，这也是从古至今千篇一律的官场况味。
正当轼辙兄弟在京弹冠相庆之际，四月七日，母亲程夫人在眉山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七岁，距轼辙兄弟三月十一日高中还不到三十天，即便即刻令人返乡报捷，恐都还未赶到，老夫人极可能并未分享儿子成功的喜悦。而设想家里的报丧人即刻从眉山出发，或也可能五月内抵达京师。依照古代孝仪，官员为亡父亡母守孝的所谓丁忧，从获知凶信算起为二十七个月，轼辙兄弟除丧在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八月，据此推算，父子三人闻讣奔丧回家，似可定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五月下旬。
按照古代孝道礼仪，官员丁忧期间禁忌颇多，今天的通俗话说就是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诸如不得作诗词歌赋等文艺性文字，夫妻不得同床合欢等。于前者，倒是可以这二三年不见苏轼写有只言片语为证，于后者，苏轼的长子苏迈生于嘉佑四年这个事实，则不免令人有点生疑。这里无意指责苏轼守孝期间出轨，宁愿想象古人所谓孝履规矩，其实允许变通，以为方是正常人性。
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轼辙兄弟结束丁忧两月之后，即随父洵再次离开眉州奔赴汴京。两年多前是为赶考，如今只为做官，因此兄弟俩都携了妻室，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苏迈也带在身边。时令虽已秋风萧瑟，这回出蜀乘船，顺风满帆沿江而下，可信比两年前的春季出行还满面春风。此行之初的十月十三日，苏轼作有《初发嘉州》一诗，首四句为：“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据此可以想见父子三人豪情满满一往无前的气概。
父子三人这趟江行出蜀之旅，大约十月四五日告别眉州，六七日到的嘉州。嘉州即今日乐山。在此逗留数日，游览胜景、访问过猛士和逸民，书简致意过友朋之后，十三日离开嘉州，过犍为，题咏过王齐愈和王齐万兄弟的万书楼；过宜宾，夜泊牛口；过戎州，留题寿昌院；过淯井盐，得蛮布弓衣所织的梅尧臣春雪诗。二十日左右，泊南井口，过合江县安乐山，过渝州、涪州，经明月峡，至忠州丰都县。入十一月，至忠州境内，题屈原塔、严颜碑、望夫台；过万州武宁县木栃观。过夔州，题八阵碛、诸葛盐井、白帝庙、永安宫；发瞿塘，入峡，过巫山，经神女庙，过巴东。过秭归，题昭君庙，因风雪曾阻于新滩；过黄牛峡，题黄牛庙，游虾蟇背。然后出峡，游三游洞。过峡州，题清溪寺、甘泉寺、欧阳修至喜堂。十二月八日，抵达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即今天宜昌。
这两个月来，身与江涛相搏，眼观两岸风物，最宜激发诗情，因此三人一路作诗唱和，真个其乐融融。只看苏轼，即作得五言古诗27首、七言古诗10首、五言律诗1首，七言律诗2首，五言绝句2首，七言绝句3首，共计45首。另外还有滟滪堆赋和屈原庙赋两篇文赋。较之两年多前的陆行出蜀不作一诗，已以文章高手名动天下的苏轼，至此方显诗人本色。
父子三人在江陵登岸歇息，直到岁末辞旧迎新。在这期间，三人的江行诗文集为三十篇，题为南行前集，由苏轼作序。然后嘉佑五年正月五日，三人自江陵北上陆行直向京师。一路上观息壤，吊渚宫，过荆门军，题惠泉。发浰阳，渡汉水；至襄阳，题砚山，怀羊祜；题万山；至隆中，访诸葛亮故里。过唐州，赞唐守赵尚宽善政。至叶县，题双凫观。至襄阳颖桥，题颖大夫庙。过昆阳，吊刘秀与王莽作战的古战场。二月上旬抵许州，即今日许昌，结识了许州签判范纯仁，其为前朝名臣范仲淹的次子。然后过尉氏，登阮籍啸台，吊朱亥墓。终于二月十五日抵达汴京。
陆行一个多月，三人继续写诗作文。苏轼共作得五七言诗32首，词1首，文赋1篇（昆阳城赋）。三人作品照例编辑成集，题为南行后集，作序的任务则改成苏辙。兄弟如此分工，可信一定是父亲苏洵的安排。
综览苏轼一路所作的七十多首诗，放在一生两千七百多首的诗歌长河中看，虽然少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个别笔力还略显稚嫩，但其取材若非观景心得，便是吊古感慨，不似后来大量与人唱和的被动写作。自然也是条件所限，想要应酬唱和身边也只有父洵弟辙二人。虽以苏轼的才能，被动应酬也能写出好诗，还是基于创作冲动的主动写作更也价值，这应该也是苏轼这个时期诗歌的可贵之处。
父子三人重回汴京后，不同于上回寓居佛门庙宇，而是在京师西岗租赁一处宅子安顿下来，两年多前就已拉开序幕的宦海生涯自此正式开启。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