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起，着手编撰《苏轼诗词文章篇目编年》（简称编年），至二〇二三年四月五日定稿。尽管其间并非只做此事，二一年冬避寒海南还搁置近三个月，仍搭进不少心力。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长篇小说，题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我折腾这个，基本都在疫情期间，不妨说是新冠时期的自讨苦吃。

情愿吃这苦，当然是为便利研读苏轼。我们阅读一位作家，一瞥单篇即管窥豹色，翻检选本或更睹牙爪，欲观整头豹子，除阅读主要作品之外，还应考察作家其人。亚圣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十一月，陈师道兄长陈师仲为苏轼编辑诗集，致书谪居黄州的苏轼。苏轼答书建议：“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品味苏轼此际用语，倘说“行”即生活，“记”为创作，“以日月次之”，则可谓以作品写照作家的人生历程。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点评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集版本说：过去有的版本，编排主要依据歌德本人提出的分类方法，大量的诗分别围绕概念排列，“在那里，诗句围绕思想概念如同花束被捆扎在一起，无比巨大的抒情诗被分为各个心灵和意识的省份。”茨威格显然更推崇另一种编排方式：“后者，艺术的归类被破坏了，为了便于一目了然起见，人们追求的不是艺术的有机整体，而是人生的有机整体。歌德的诗首次以按年月顺序的方式出现。其编排唯以成诗的先后，在思想内容上则五彩缤纷，金玉杂糅。艺术品位甚高的花束被重新解开，细心地、一支一支地再植入生长它的土壤和地域，编排的原则不存在于歌德的艺术里，而存在于他的生命历程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于把他的生命历程本身视为一件艺术品。实际上，这个新版本让我们欣赏的，已不再是歌德的诗了，而是诗里反映的歌德的一生。”

从千年前的中国人苏轼，到百年前的西方人茨威格，编辑诗集的理想认知如此相同，可见古今中西文心一理。只遗憾二位大师指点文坛的理性之光，却不曾照亮鄙人，一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苟活至今的平庸读者。我自上世纪九七年开始读点儿苏轼，对这位诗词文三种文体都成就卓越的大家，兴趣自然也三箭齐发，无奈手中的阅读资源不给力。我读苏词，主要依靠现代人唐圭璋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宋词》，收入的苏词虽然可信近于完备，编排却是按词牌分类，不仅缺乏时间信息，且无一字注释。我读苏文，手中一套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的《苏轼文集》，编排也按文体分类、同样无注释，有的文章标虽有写作时日，时序却许多错乱，远不能提供清晰的年代脉络。读诗所用的《苏轼诗集》，也属中华书局的丛书系列，编排倒也大体符合苏轼愿望的“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只是未能一以贯之，全八册中，前七册作都按时序排列，第八册收的增补、拾遗及疑似之作则在时序之外，纳入时序的诗作也不无谬误。

正是鉴于三种集子时间信息多所欠缺，多年来我常做的一件事，便是对照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年谱》，为一些作品注明写作时间，先还只是针对词作和文作，及至受到茨威格的启发，渐生将苏轼的诗词文整合一体，按时序编排的想法，见于我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一篇文章中的两段文字：

“索性更进一步，苏诗、苏文和苏词来个三合一，所有苏轼名下的文字，无论巨细，全都纳入统一的时间体系，植入苏轼一生长河的两岸，编成一部体例模式前所未有的大书如何？我们把握作者的艺术创作，只能是读其作品；了解作者的艺术人生，多半还须读其传记，而在这里，如果按时间顺序阅读苏轼气象万千的作品，即可想见和领略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苏轼的创作艺术和人生艺术水乳交融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想再没比这更令人神往的读书境界了！”

“编辑这样的大书，前提当然是做好资料性的基础工作。苏轼一生的事迹史料记载清楚，苏轼作品的写作时间也大多确实，虽然个别诗词和少数文章还存在歧说，也不是大问题。稍有疑惑的是，有可能会令书太过厚重，茨威格推崇的歌德诗集版本，据他说是可随身携带，方便随时阅读的。但想想有的字典和辞书规模或更厚重，可见这也应该不是问题。而要是将其放到网上，鼠标点击即可轻松翻阅，就像苏轼上网开了博客，所撰文字成了每天的日志，那就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一种优势了。”

起初有这主张，原只寄望业内方家。我远非古典文学专家，对出版界更是一无所知，不知有没有人与我同样的想法，以及有没有人正在做我设想的事，抑或已经有人将事做成，只是我孤陋寡闻而未知。耿耿于怀一些日子，突然想，虽然仍可指望别人做，自己为什么不也尝试做做呢。以我的学术能力和书籍资源，虽不大可能编成作品总集那样的大书，弄个作品篇目编年，类似阅读指南的小册子，应该是可能的。这便是我开动这事的缘由。如果世上还没有我想要做成的东西，我很乐意能对苏轼研究做出一点贡献，如果被证明并无价值，就当做的功课，成果能不能得别人认可，那是别人的事，功课所得却是自己的收获。相伴新冠三年多，我一直抱持这个信念。

下面就编年涉及的几个技术性问题略作说明。

总概苏轼一生，共有词340多首，诗2700多首。文作点数篇目至少也过3000。我的主观愿望是大至上呈皇帝的数千言奏折，微如游行题字的只言片语，都一网打尽，因此便有一个辨识作品真伪问题。就手中集子的收录看，绝大部分都为苏作无疑，需要鉴识的是个别混入其中的伪作、以及少数与他人集子互见之作。证据确凿并非苏轼的自然悉数排除，与他人集子互见且风格明显不似苏轼的也不采纳，虽与他人互见，风格却貌似两可，以及下意识感觉并非苏作，却暂无确凿证据者，则未肯轻易舍弃。宁愿有多余，留待以后删除，也不造成遗漏，指望将来补足。

虽然苏轼自己主张“不择古律，以日月次。”我着手这事后，越来越觉只编诗集，这样自然可行，将诗词文总起来混合编次，那就未免麻烦，结构也过于琐细。从另一方面看，古代诗歌沿革到宋代，形成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以及词的格局，各种诗体自有其认识和研究的价值。韵文之外的古代文体，按照南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的总结，大约二十六种，被苏轼写作应用的达十九种，按体分类，应该也有考察文体流变、辨识文体风格的意义。思忖再三，我采取了时间编年结合文体分类的方式。具体说，所有作品悉数植入全部人生历程，全部历程以年划分时段，归属各自时段的作品，在据文体分类的基础上再依时序排列。以为如此两全其美。

文体分类总体为诗词和文作两大板块，先诗词，后文作。诗词的排列顺序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最后是词。这应该也是很多传统诗集的体例。文作的分类排列则须稍作解释。我手中《苏轼文集》的顺序是首为赋，其次是论，然后是策、表状、奏折等，以及序、说、传、铭、书启、尺牍和题跋之类。我想苏轼的人生本色诚然是诗人和文学家，社会身份却自登第即为官员，两张面孔也就决定了两种写作，一种是周旋于朝廷上下，主要为履行公职和表达政治见解的写作，可谓之职务写作，另一种是置身于官场之外，谈古论今看山阅水展露性情志趣的写作，可谓之个人写作。前者更多功利性，后者更富于文学性。本着这个认识，我将表状奏折等职务写作放在前面，将赋作为个人写作挪后，与序、说等放在一起。当然，纳入职务写作的文字诸如论等，不少都写得神采飞扬，同样很有文学价值，划入个人写作的一些书启，着眼于经营官场人脉，也颇不乏功利色彩。但怎样分类都难十分周全，也是无奈的事。

订正作品年代，一向是古典文学的经常性课题。或因苏轼年少就爆得大名，生前生后都颇受关注，很多作品都有明确的时空定位，有的是作品自带信息，有的得益于历代学人考证，部分作品虽不确定，也多可推论大致方位。纳入编年的苏作，我首先力求精准到日，退而次之为月，然后依次为季、为年、为时期。每月和每年（若不能至季）还尽可能区分上中下，时期则为诸如判凤翔时、倅杭州时等。证据明确者，径直标明时点；似可判定、但证据并不十分者，便前置一或字，以示留有余地；只有推断，并无证据支持者，则置以系于二字。但虽是推断，也有自己的倾向性。我的意思是，只要确定是苏轼的作品，都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系于某个时点，只为暂时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有更准确的判定出现，自然从善如流。

既作篇目编年，当然宜以作品题目为重点。因此所有题目我都基本保持原样。例如一些诗作题目长达数十字，都可视如短文。也曾将其简化，考虑到含有重要的历史信息，又全部恢复。只是写给别人的尺牍，原集与人称谓均为字号，如”与王定国”、“与黄鲁直”等，为利辨识，都改成本名，而将字号放进括弧里，只与弟苏辙简仍作“子由”。写给别人的一些书启也在其官职外加上名字。为方便检索，在每个篇目下还随附摘于原作起首一段文字，比如七言诗摘首句，五言诗摘首两句，有的尺牍首句过短，也摘两句。所有摘句和时点都放进括弧里，以示与题目区别。为求风格爽净，所有短文式的诗题都删去其中标点，全部引用性文字都删去双引号，所涉各种典籍都删去书名号，因想传统古籍莫不如此，或不至于造成阅读障碍。

为与纳入时序的篇目对照参看，我还于每个时段配有一篇文字，近似比较简略的年谱，有关相关资料多来自孔凡礼先生编撰的《苏轼年谱》。事实上，我作为工具书使用的《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也为其校点。这位先生治苏搜罗甚广，学识渊博是无疑的。不过我翻烂上中下三册的大部头年谱，感觉一些文字错误出版印刷或也担责，但苏轼在杭州，为亡母程氏捨遗留簪珥，命画工作阿弥陀佛像，并为作颂一事，既见于熙宁倅杭时，又见于元祐守杭时。类似一事两用的硬伤还不止一例。虽然年谱不可能关注所有作品，苏轼守徐州时，宿燕子楼梦盼盼的词作永遇乐，以及谪黄州时，写与韩缜的上韩枢密书，前者要算词中名作，后者是望韩缜向朝廷进言，慎重对西夏用兵，对于研究苏轼的政治主张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不见提及，不能不疑也是一个疏忽。

但孔凡礼先生的成就瑕不掩瑜。我盗取先生的劳动，重点是作为主人公的苏轼正在何时，正处何地、正做何事，正与何人交往等，意在构建起一生行止的基本脉络，同时代人言行事迹只限于与其相关联者，每年事迹都逐月铺叙。在孔先生的年谱中，苏轼从出生到二十二岁登第之前，以及两次丁忧期间的一些年份，多不作分月，必是资料欠缺所致。我因此从宋史苏轼时代当朝皇帝的本纪中，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摘来一些史料，对号入座地作了一点充实，我想这样除令苏轼人生的时间框架显得完备之外，对于认识苏轼幼童、少年和青年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应也不无价值。

编年成稿约三十二万六千余字，鉴于篇幅太长，将分节在我的公号和博客上载出。本人才疏学浅之外，今已年届七旬，精力难济，老眼昏花，怎么反复校勘，错漏都必难免。无论史料谬误，还是文字错误，欢迎各路方家不吝赐教，以便随时订正，在此预致诚挚谢意。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