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会形成怎样的影响呢？

2010年1月1日，国家正式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但在2009年12月31日这一天，深圳市出现近2万人欲抢在年内退保。

更为甚者，广东、深圳等地再度民工荒。一位单位的负责人说“公司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即使提高了工资也招不到工人”。由农民工退保引发连锁反应，退保→民工荒→提高工资→再度民工荒……，我们称之为蝴蝶效应。

一、退保→民工荒→提高工资。

农民工选择退保并不是制度的本身，而是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工资待遇过低，这也是很多农民工离开珠三角最直接的原因。如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由于金融危机订单不足、加班减少，许多工人除了辞职别无选择。

许多农民工选择养老保险套现，是因为自己不停地换地方、换行业，工资收入不稳定、各地办理养老保险的方便程度也不一样，钱拿到手里最踏实。在此同时，国家加大了“三农”工作和扶持农民工工作力度，农民工选择在家乡务农或就地打工，实际收益更高。

基于制度变迁的这种特性，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

于是，1月26日，多个省市传出“涨工资”的风声，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此外，北京市、重庆市、东莞市等也纷纷表示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

二、提高工资→再度民工荒

即使是增加了农民工的工资，但对于流动性大的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风险，社会保险随时都有可能断交，要让他们达到15年的参保年限，是一个艰巨和痛苦的任务。

当农民工将养老关系转移回户籍所在地后，其个人账户养老金很可能超过户籍地的平均退休金水准，如此一来按照当地平均退休金水平领取的退休金便会缩水；更源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缺乏安全感，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大。

制度变迁中时滞的产生与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一个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是以前制度变迁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制约了制度变迁今后的发展。由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断转向全国其他地区。

因此，劳动力人口流动量大的城市如深圳和广州等城市再度引发新一轮的民工荒。这种流动频繁带来的缴费时间的不确定性，与缴费稳定性与持久性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一连窜的蝴蝶效应。

三、政府部门对蝴蝶效应的对策是“不能退保”

蝴蝶效应，会对初始的政策改革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政策改革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经济社会的极大差异。

政府部门出台“不得退保”加以维持。用一刀切的过渡办法，显然是为了让外来打工者有一个老有所依的生活保障，但由于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农民工提出疑问，“凭什么要相信转保要比退保好？”

因此，任何一项制度变迁的最大困难或许就是如何摆脱路径依赖问题，为了打破这个路径依赖，一个社会往往需要经历一场强烈的外来冲击的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很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奥尔森”震荡。

虽然说农民工“退保”到“不能退保”，规定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但在推广实施过程中遭遇到农民工流动的可持续性，正是由于这种“诸多因素的交叉耦合作用机制”，才导致复杂系统的初值敏感性即蝴蝶效应，才导致复杂系统呈现混沌性行为。

“慎之毫厘，得之千里”，一项新政策一定要防微杜渐，看似一些极微小的事情却有可能造成集体内部的分崩离析，那时岂不是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