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约有1.5亿的农民工正在流动，其中新生代的农民工约1亿。他们面临许多选择，去哪里最挣钱呢？

据统计，2005年我国已有城市662 个，其中51个特大城市。城市容纳了约30%～40%的全国人口，创造了约60%～70%的GDP。

但这一趋势正在改变，与其形成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全国大约有150个中小城市，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建设活动，虽然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扶助贫困地区等基础性建设，然而这些地方的机场、公路、铁路、工厂、住宅和宾馆的建设，正在推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这些城市的人口通常在100万上下，属于正在发展的城市。成都附近的双流是农业商业化的领军者；位于长江流域的荆州是个新兴的运输枢纽；广东省珠江上游城市河源正从富裕的沿海地区瓜分走部分财富；山东省寿光市是优质蔬菜生产基地；福建的晋江是鞋和服装品牌的摇篮；防城港是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港口城市。

中国城市化欲望的源头不再是沿海大都市，而是所谓的三、四线城市，而且大多位于内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向内地转移。

在2005年，FAI活动最活跃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各省会城市。但在2009年前10个月，三、四线城市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大为上升。中国向内陆型经济的转变，日益受到内在动力、而非贸易依赖的推动。

中国的这些现象类似于美国19世纪经历的进程。

三、四线的中国城市都在创造着充足的本地价值。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面积约32平方公里、近乎为空城的新城区，2008年人均GDP为95200元人民币（合13941美元），在中国城市中位列第三。

在陕西关中地区，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有色金属、生物制药、航空航天、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已经将开发的重点逐步转向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承接国际和东部产业转移。…

农民工是跟着产业走的。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涉及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份，而且国境线最长，与相邻的国家最多。

按照温总理提出的建议，大西北的“雁阵模式”的“五常”之德在于：开发太阳能、煤层气等能源项目建设；构建西部出境国际交通大动脉；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开发节能和环保领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西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继续加强和国际金融合作。

中国西部大开发，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产业聚集和人才聚集，又将内化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加速城市的发展。

可以肯定，我国内地的城市发展自身蕴含着巨大的“红利”，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城市聚集效应和产业升级。

而这当中应该包括1.5亿的农民工。

近两年，农民工在全国流向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省分散；二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区流动；三是在一些省区内，流动人口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这种流动人口构成格局，受产业布局影响很大，分散在各个行业。

由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在城市聚集，农民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其成本随着彼此产量的增加而减少。进而形成规模经济，提高效益。农民工增加城市经济的同时，其自身的消费增长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为此，中央下发一号文件，“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农民工改善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而且，他们要将这些城市改造成自己的家乡。

因此，即使给予中国的农民工最多的，仍然还是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