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没有就业证。

十多年以前，恒生的父亲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下了手印，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和副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九十年代，像恒生这样的农民，中国富余出2亿！就像一泄洪水，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流动。

恒生在这个城市的化纤厂长当上了产业工人。这个车间有一氧化硫的毒气，一般城镇人员没有想做的。恒生也是心满意足。因此干活特别认真，比在家乡没有收入好。每天他会用自动议在测量毒气，一旦毒气超标就要通知组长。

恒生做的是临时工，劳动工资科长明确告诉他，不是正式工人，没有营养补贴和福利费，工资只能按照临时性的工资计算。工厂提供住宿，满打满算还有节余。恒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给家里寄钱。

但在第二年的春天，涌动着一股热情的民工潮，又将恒生的希望破灭，他们就像万马奔腾的河流，冲击着这个城市，恒生还是失去了这份工作。

我看见恒生的时候是在1995年。市政府下发《外来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确需招用外来临时工的，单位应该按批准的临时工计划招用。而且需要办理就业证。

“你能不能帮帮忙，我没有带给家乡外出务工证明，因此不能办理就业证”，需要申请《就业证》后，方可在本市工作。“我不是不想回去办理，只是等我回去我的工作就没有了”。他的眼睛旁边有转圈，明显是营养不良；但在真诚的眼光中，透露出急切的心情。

我与他讲了操作办法，首先单位要提出申请临时工的指标，个人才能办理就业证，…

其实，我知道他的用意，他的最大障碍是出具家乡外出务工的证明，恒生将失去土地。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甚至还存在着《计划生育情况证明》的疑问。

在那个时代，一个农民的就业证相当于城市生活的护照。

恒生通过亲威关系找到我。然而对恒生而言，土地是他们最好的保险。但无业民工回归土地并不是有效的自保手段。事实上，对许多农村家庭来说，有一个子女去城市工作就意味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他们能够赚钱寄回家来。的确，随着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从城市汇回的钱越来越少，许多农村家庭将面临收入下降的现实。

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所以农民的就业证并不一定与他们所从事的意愿相符合。农民，经济环境或者家族原因可能妨碍个人去追求内心的自我。一个人将自己描述成另一个自己，从事自己不想做的工作，或者从事自己没有能力完成的工作，这类事情处处可见。事实上，很多人内心深处的自我认知会因受到外部约束而被曲解。

这就是对一个农民就业证最好的解释！

中国从1995年持续了这样的结果，随着市场就业的建立，农民大量向城市移动。政府用农民的就业证来调整进城务工，实质上是从宏观上加强了对外来民工的控制。

金钱也许能够帮助他们摆脱饥饿，但却永远不能让他们重新拾起自己度过了有价值一生的那种成就感。因为恒生不得不放弃回到自己的家乡。

1996年的春天，由于经济更加放开，政府部门也为农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定了目标。规定市区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要遵循“先本市后外地，先城镇后农村”的原则，经调剂吸纳富余职工、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后，仍不能满足需要的方可招用。在宏观上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民工的限制。

当年的减员超过了近一半以上，只有在丝绸、纺织、化纤行业，只有农民合同制工人指标，当年减员、当年补足。

恒生再一次进城。这次进城与上次进城不同，带来了家乡外出务工证明，又带了一个家属和一个孩子。

客观地说托达罗模型将就业预期因素引入城乡劳动力转移分析中，指出将就业预期和收入差距结合起来，更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就业歧视存在于各个方面，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这在当时，谁也不会明白，就业歧视就是由就业预期和就业偏好的相关关系。问题是农民在对就业信息的拥有和处理上具有不对称性，就业预期和就业效用也会存在偏差。

这样看来，恒生要与一个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和保安交换自己的岗位（更不必说纺织工人、毒气工人、环保工人—他们的技能已不再成为热门需要）这在历史上已司空见惯。

经济结构调整在1999年达到高潮，政府部门又再次对外来民工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这次除了对农民工的行业限制外，对用人单位也做出了限制，招用外来劳动力申领《杭州市外来人员使用证》凭证招用外来劳动力；……

这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一个推论：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流动时的就业危机具有盲目性，有些就业岗位呈现负相关的。

政府规定，行政机关、社会团体、金融期货保险、外经外贸、房地产开发、各类学校行业和财会、出纳、收银、核价等20个工种不准招用外来劳动力；门卫保安、售票、汽车驾驶员等12个工种限制招用外来劳动力。

一个农民的就业证上升到了在城市工作的护身符。

因为，托达罗模型的含义非常明显：城市就业机会创造无助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其内在机理是城市就业机会越多，会诱使人们对城市就业概率和收入趋涨的预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城市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对城市就业者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城市失业率水平的再次提高。

以致形成2000年底和2001年初民工大返乡，这种见解被称为托达罗教条，然而经验事实并不能为托达罗教条提供支持。因为，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违背。

从定性角度讲，在农民工在参与整个城市过程中，就业证表现为分歧性的拐点，这种从种植小麦到建筑房屋，因此其变化趋势具有平滑性和持续性。但在拐点处往往是两种机制交织进行，聚合性和分歧性两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处于势均力敌、相对均衡的状态，就业证表现出小幅波动、总体刚性的拉锯和胶着情形。

这种与生产力发展相违背的事实，在2002年得到解放，用人单位招用外来人员不再申报用人计划，不再使用《外来人员使用证》，根据本单位实际需要自主决定用人数量和工种岗位。原规定的不准和限制招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停止执行。

有关综合社会中经济变化的成本问题，在那些只看到农民的内心深处，仍在激烈的争论。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受到经济变化影响的人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改革者，他们属于另一种情况—既需要精神又需要物质的补偿的人，而历史是逐步给我们留下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直到2005年5月，市劳动保障局在城市取消《外来人员就业登记证》、《农业户口就业登记证》后，规定外来劳动力凭本人身份证（女性还需计划生育证明）到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或暂住地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室进行求职登记；已在单位就业并办理录用备案手续的，视同就业登记；用人单位录用外来人员后，须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录用备案手续。

恒生不需要办理就业证，而且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他在家乡开一家肥料加工厂，将农用化肥可以用于种甘蔗，第三次来到城市的时候，最后成为甘蔗贸易的经销商，这是产业间的就业替代，他的就业链是从一个农民变成工人又变成一个普通的经商者。

如果让恒生来体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所有流程，那么这项任务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可以追溯为中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一个农民的就业证能够更好地说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就业替代的拓扑性质，因此，也就更能解释经济发展中就业替代对立和转化的全部情形，这同时也是一个农民消失的过程。

一个农民的就业证，它证明了中国迅速推进改革的必要性──释放中国农村人口的巨大潜力、增加农村收入和消费，最终有助于扩大整体经济里的内需比例，实现新的社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