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就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中央决定加强对县委书记这一级干部的管理和培训的消息。应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

       自秦汉开始在我国的政权体系中就形成了郡县制的格局，县在我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要的一级政权组织，这一级官员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政权的稳固和人民的福祉。最近中央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把县委书记统统调到中央党校轮训，二是县委书记实行“高配”，也就是说县委书记突破了传统的“县处级”框架，而有可能出现副厅级和正厅级的县委书记。这一系列举措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也将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让县委书记们把心沉下来，安心在地方上工作，好好为当地群众做点事，不要总想着自己的进步，不要总觉得在县里干到头也就是个县处级，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项举措都有可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在“高配”县委书记这一举措中，也不要忽略了另一种声音，比如，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就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把所有的县都提高为副市级，就会形成新一轮的官本位思想，我觉得王教授的话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在管理学中激励机制有很多种，而在我们的传统中千百年来最看重的只有一种，就是乌纱帽。凡是做出了贡献的人，甭管哪个行业，甭管有没有管理能力和经验都给个官当当。行政体系里的上升通道是一种激励机制，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把它当成了唯一的机制就有问题了，这就是官本位传统的形成，官本位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心理特征之一。中组部的数据显示，县委书记一职的平均任职时间只有三年。这种现象的确需要改变，但行政上提个半级一级是不是唯一的、最科学的手段，会不会由此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认真的空间。比如，让一个县委书记变成了正厅级，那分管农业或工业的副市长下来检查工作时，人们就发现县委书记的级别比副市长高，谁检查谁啊？那是不是要把分管市长的级别也往上提，这样一来水涨船高，激励机制的效果也就被消解了，就真的形成了一轮更严重的升官竞赛；

         其次，在人的五种社会需求中“自我实现”是最高境界，为什么不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更高的理想主义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而永远都靠封官许愿来刺激他们为人民服务呢？历史上我们空洞的革命理想说教太多了，完全失去了对干部的教育作用，但是完全抛弃了理想主义信念的教育和培养，只用利益手段进行刺激，就走到了另一个更错误的极端，这只能造就唯利是图的官僚思想和社会风气。从古至今官员队伍中都有两种人：一种是只想着官越当越大，而根本不想做事的，当官只是他谋取个人利益和待遇的手段，另一种，想升官是为了在更高平台上，更大空间里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如果事实证明一个县委书记具有非常卓越的领导能力，他完全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为人民做更多事，那么这个“高配县委书记”的制度会不会使一些原本有可能有更大抱负的干部对前途感到另一种失望呢？

         第三，让县委书记高配，使得四套班子的行政级别差距变大，把原来的“班子成员关系”彻底变成了上下级关系，会不会加剧“书记一言堂”？使本来就尚未真正实现的“集体决策”越发遥不可及？

        我认为，如何在实际操作中科学地使用激励机制，最大限度的发挥县一级官员的能动性，还需要先进行一些试点，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