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小说

　　书名《沙床》谐音“上床”

　　“是我起的，有微妙的性暗示”

　　记者：这本书的责编姚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把这本书名口误为“上床”，她解释说是因为出版社的人们开玩笑叫成这样的，当初为什么要定这样一个书名？

　　葛红兵：书名是我定的。“沙床”出自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的作品《瓦尔登湖》，其中有一句是“时间只是供我垂钓的溪流。我饮着溪水，望见了它的沙床，竟觉得它是多么浅啊。”书稿写完了拿给出版社时，是没名的，当时大家都想起一个既暧味又有暗示意味的名字，于是我就用了“沙床”这个名字。

　　记者：纯粹是为了性意味？

　　葛红兵：不是，沙床意味着在时间流过之后留下的那个永恒。

　　■内容涉嫌情色

　　“是某种程度上的葛红兵自传”

　　记者：出版社称这本书有“浓郁的爱欲气息”，媒体说“涉嫌情色”，究竟是写什么？

　　葛红兵：写的是几个都市年轻人和命运搏斗的故事。人最终的命运是死亡，我们都是挣扎者，我只是想把这个过程深刻地记录下来。

　　记者：为什么被称为是情色小说？

　　葛红兵：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写给自己的青春悼词。我把情色看成是抵抗死亡的一个要素，我认为性比爱更高尚，是性在抵抗命运的安排而不是爱。

　　有人可能会有错觉，认为是写情色，其实写的是情色后的虚无。我希望爱过我或恨过我的人看了这本书都能理解我。我伤害过很多人，比如最早在我上海门师范时我曾狂热地爱过的大我两届的师姐……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忏悔录。

　　记者：既然这么自我，那你这部作品是给什么人看的？

　　葛红兵：给一部分高中以上的学生或大学生看的，得有一定城市生活并对音乐有领悟的人才能看懂。

　　这本书有一定自传性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写给自己看的。书中写到哥哥得了肝癌，事实上我的哥哥就正在受这种病的折磨。我父亲与我也都有肝的毛病，我时刻都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围城》式的知识分子写作

　　“钱钟书只有小智慧，与他比我不以为然”

　　记者：新书在武汉一上市就卖了三千本，你怎么看待这本书有些过火的炒作？

　　葛红兵：炒作是出版的惯例。当时出版社让我在合同上签“配合出版宣传”，我不同意，最后改为“不干涉出版社任何宣传”，所以虽然有些地方我并不赞同，但出版社的宣传我也不阻挡。

　　记者：出版社为辟谣发表了份声明，说《沙床》是“《围城》式的知识分子写作”，你的书敢跟钱钟书比吗？

　　葛红兵：我非常不赞成他们在声明中把我与钱钟书相比。不是不敢当，把我与他相比，我不以为然。首先我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第二我根本不欣赏钱钟书，他只不过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小说也只是停留在一个有智慧的人写作的层面上，《围城》中没有个性，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人伦，他的智慧是小智慧小聪明。在书中我对命运发出了追问，钱钟书有吗？他没有大超越的理想。

　　■头号美男作家

　　“我的文字都是垃圾，我只是农民”

　　记者：作为批评家当年你还批评过“美女作家”，有没有想到居然被炒作成中国第一个“美男作家”？

　　葛红兵：长江社的周社长曾向我提过这个说法，说我长得如何英俊，当时我没反对，但我不认为这个称号能促销。老实说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美男，我只是个普通人，更不愿当什么美男作家。

　　要说自我评价，我认为自己是个农民，只有把自己当成农民时我才感觉是安全的。在我看来，中国没有任何人的身份是高贵的，除了农民。很多人认为我这么说是在作秀，但不是。

　　在我看来，许多人的作家、知识分子称号都是贬义的。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知识分子都是学舌的鹦鹉，我为自己的教授和作家身份感到可耻，就像我们面对纯真的小孩子的眼睛时一样，我们成人反而是怯懦的，为什么？因为许多有知识的人却有一颗冷漠的心。

　　记者：可你刚才说这本书是写给城市人看的，这不是对农民的不公平吗？

　　葛红兵：我的语言与农民的劳动相比只是垃圾。他们在大地上流汗种出来的谷子可以养活我们，我的文字能吗？我为我的文字感到羞愧，我不配代表农民来写作。

　　记者：那为什么还要拿出来发表，自己在家看不就得了？

　　葛红兵：每个人都有表现自己的冲动，我只希望这段文字让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人看到后有同样的感触，帮助他们认识自我。

　　■葛氏“伤疤”是垃圾

　　１９６８年出生于南通一家赤贫的农户，父母商量着要把他送人，最后被留下随祖父母一起生活。

　　１９８５年考取海门师范学校。

　　１９８８年，因为优异的成绩被免试保送入扬州大学中文系。

　　１９９１年，想报考研究生，但因为是师范学校保送生，多次报名均不被领导通过。

　　１９９３年，考取扬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但必须交１万元的人才损失费才可“赎身”。

　　１９９５年，读二年级的他破格考取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１９９８年，他扔掉户口、档案、报到证，只身一人逃到了湖北武汉，多家单位均不肯接收，最后被湖北大学接纳。

　　２０００年，作为人才被上海大学文学院引进。

　　２００１年，回武汉签名售书《我的Ｎ种生活》，以特立独行的文风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２００２年，出版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

　　２００３年，出版文集《赤裸的心脏》、《卑贱的真理》。

　　■聊自己

　　爱情——

　　我不相信爱情

　　记者：你在新加坡给学生讲的课题是“身体政治”，在《沙床》一书中又认为是身体给了人类某种真实，那你究竟怎么看爱情？

　　葛红兵：我不相信爱情，我认为爱情是人类所有不美好事情中最不美好的。人类在本质上是动物，爱情只不过是人类自我安慰的手段，人们希望以此证明自己超越动物界，爱情是压抑人类本质的代名词。我更相信性、眼神、手指与肌肤之亲，而不是爱情，爱情也不是婚姻的基础。

　　记者：那你与你爱人的结合是出于什么，不是爱情吗？

　　葛红兵：这个问题我不想说。

　　■金钱——

　　月收入三万港元，金钱对我没有意义

　　记者：小时候你家里很穷，如今成了四方讲学的学者，这种收入的落差适应吗？

　　葛红兵：从小虽然家里很穷，但只要有书读，我就没考虑过要拥有金钱。１９９９年到上海后我发现金钱很重要，开始过家庭生活，要面对柴米油盐。在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就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该有的我什么都有了，金钱对我来说又变得不重要。其实金钱只要你想拥有非常容易，但它不能改变人的命运，比如我哥哥得了肝癌，钱有什么用？比如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三万港元，等明年到了剑桥还会多，但有意义吗？它能带给我什么？

　　有人说我想靠这本书挣钱，我老实地告诉你，扣除各种税这本书带给我的收入也就是我俩月的薪水。如果靠书挣钱我已挣过了，比如我的科幻小说卖得非常好，每个月都有几万元给我。

　　记者：那为什么还非要同出版社要１２％的版税？

　　葛红兵：这是一个规则，表明他们对我的信心。

　　■名声——

　　对得到的一切不屑一顾

　　记者：你在乎名声吗？

　　葛红兵：我不在乎，否则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一直是个摘西瓜的猴子，对得到的一切不屑一顾，当我在乡下读书时想当学者，真当了学者我才开始对知识分子不屑一顾，作为学者我的研究领导是文学，但当我对文学绝望时，开始探讨世界的本源，所以我现在是个哲学人类学者。我认为文学是堕落的代名词，人类才是高尚的，也许有一天对这个也绝望了，再改行做其他。

　　可能你已经留意到了我受到的嘲笑与蔑视，比如上海一位批评家说我研究的是“脱裤子哲学”，我认为是完全误解。他认为文化是使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东西，是文化主宰着人类，而不是人类在主宰文化，我们观点完全不同。

　　■生活——

　　我感激上海，喜欢北京

　　记者：你明年又要去剑桥，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葛红兵：只想和身体相守，和心灵相守，至于生活在哪里不重要。我热爱中国，会回到中国，它代表了我心灵深处的美好。我喜欢如今我生活的上海，它是个非常有朝气的欣欣向荣的城市，我是它的寄生者，我不能批评它，就像一棵寄生藤不能批评它寄以生存的大树一样。其实上海没有许多人想像中那么浮躁与浅薄，只有真正活在它的心脏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我喜欢上海人，比如他们凡事都讲规矩的态度，我这个异乡人又是这种性格也许不太容易被接受，但在上海没遇到过任何排斥，我感激上海。

　　我也非常喜欢北京，北京人的语言很丰富，人们愿意交流，让语言充满趣味与友谊。（李冰）